这次我去中国采访，原来安排好的约谈，突然被采访对象推迟或取消，理由就包括：“这些天我得协助和照料复习应考的儿子”、“女儿参加学校高考补习，放学很晚，我晚上要去学校接她回家”…….
在上海逗留期间，赶上老同学聚会，许多外地同学知道我在上海后，都想专程来上海，见见久别的我。但最后，却有不少人以陪孩子准备高考为由取消了行程。
老王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我们原来约定上周五晚上访谈，当天下午他来电话，说晚上来不了了，因为妻子晚上加班，他不放心女儿一人在家复习。当知道我周六就要离开中国后，他想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带上女儿，咱们到外面喝杯咖啡，但时间不能长。”
可怜天下父母心。但即使子女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就一定能够保证他们在未来的职场上有一个好前程吗？
学位贬值？
“考不上大学，一定没有好前程，但考上大学，却不一定就有好前程。”在重庆，一位出租车司机这样回答我的这个问题。
孙树桐是我大学同学，如今在安徽省淮南市当律师。不过，他女儿目前面临的人生一大抉择，不是高考，而是考研：究竟是在母校合肥工业大学读研究生呢，还是报考上海或北京更有名的大学的研究生？
“中国大学大规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不像我们那个年代吃香了。” 树桐感慨地对我说。
听说我从英国回来采访，树桐专程赶到上海，参加老同学聚会。谈到女儿面对的难题时，树桐说：“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大概相当于我们那个时候的中专毕业生。为了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混一口饭吃，你大学毕业后，还得继续攻读硕士，甚至博士。”
但正如一位网友所问：考研或考博，就一定能给你的就业前景增加一些砝码吗？难道国人就要在考试中度过30个春秋？如果博士毕业后，你又发现所有的用人单位明确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那你还能再“考”什么？
我的另外一位大学同学、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刘宁元说，实际上如今很多硕士、博士毕业后都在干本科毕业生干的活，这种学位贬值现象，对国家和学生个人来说，都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的浪费。
文革结束后，中国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只招收了27万大学生，而今年中国计划招收550万大学生，不到30年，招生人数却是当时的20多倍。如今中国高校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规模名列全球第一。
按理说，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中国在任何领域内就人数来说名列世界第一，似乎都应该是理所当然。但问题在于，中国人口中农民占了大多数，而中国那些有高端人才需求的行业，能够完全吸纳2300万大学生吗？
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司平平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以法律专业为例说，中国文革结束后恢复法律院系招生时，只有四所政法学院和北大、复旦等少数名牌大学的法律系，那时的毕业生人数，显然远远无法满足中国法制建设的需求。但今天，中国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几乎所有大学都设有法律系，甚至连什么纺织学院、师范学院以及偏远省份的地方专科学院，也都开办了法学院。如今的法律专业毕业生人数之多，就连在上海这种对法律人才有着很高需求的大城市，本科毕业生都很难找工作，不仅公检法一职难求（即使进区县级公检法机关，也都必须是硕士毕业生以上），而且其它类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与法律沾些边儿的职位，也已都满员。
“没人雇，那就自雇，当自由职业的律师吧。”我说。
也曾与我同校同班的司平平笑了：“现在的律师，和我们刚毕业的时候相比，是两个概念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干律师确实都能挣大钱，比检察官、法官富得多，现在律师太多了，除非你是大律师，或者在名所当律师，否则收入还不如公务员高，更不如公务员稳定。”
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
中国高校扩招是否“扩”过了头？大连理工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耿东如今显然这么认为。他在过去曾力主大学扩招，但在今年的中国“两会”期间，他却改而呼吁高校停止扩招。
程耿东最近在接受中国报纸《南方周末》采访时说，中国大学扩招主要集中在一些普通地方院校，这些高校本身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有限，其扩招的学生也往往来自基础教育比较薄弱、教育资源比较差的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在招收的550万大学生中，如果进行排名，地方院校扩招进来的学生处于后50万中，在有限的就业岗位竞争中怎能不处于劣势？”
高校扩招带来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决策层的关注。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最近表示，今年国家下达的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增长幅度不能超过5%，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计划，不能突破，对于超过指标多招的学生，将不予电子注册。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认为，“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伪命题。
“难不难，要看你针对什么就业预期目标来说。” 陆学艺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如果你的就业预期很高，还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只想进大机关、大公司，留大城市，那在今天是很难。但如果你降低预期，任何种类、任何层次的工作都准备接受，那就肯定不难。我不相信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就业方面居然会比一个中学毕业生难。”
陆学艺还谈到了前一段时间闹得纷纷扬扬的北大毕业生卖肉的新闻：“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就不能卖肉？这件事在西方就不会成为新闻，人家都有博士毕业生餐馆送外卖的经历，没人报道，也没人大惊小怪。”
陆教授认为，大学当然不能盲目扩招，但适度增加大学生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一来可以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增强国家的竞争力，二来也会为中产阶级的壮大造就一支充足的后备军。
专门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也有同感。他对我说，中国的大学就学率在2003年第一次超过15％，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界限，而且中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也不断提高，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了6％到7％，也就是说，你多上一年学，平均而言，你就比少上一年学的人收入多6％到7％，这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显然有助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2006年5月29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