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产党最近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喀拉拉邦(Kerala)大选中的获胜、奥兰塔•胡马拉(Ollanta Humala)在秘鲁总统第一轮选举中的强劲表现，以及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在玻利维亚总统选举中的当选、中国地方官员对土地的夺取，都重新激起了左翼势力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市场机制的政策（或市场导向型政策）的批评。

他们之前就曾提出，这种外向型政策会加剧贫困，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证据无疑让这种指责不攻自破。因此，他们现在转而对准公平问题，认为市场改革加剧了城乡差别，并进一步提出，这一不妙的现象正使印度、中国和拉美人民远离改革。

但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有害。这些批评人士不仅对上述发展动向诊断有误，而且似乎遗忘了发展中国家为追求公平曾经历的那段不幸历史。首先，断言拉美正远离改革政策还为时尚早。今年3月，诺贝尔奖得主奥斯卡•阿里亚斯(Oscar Arias)再次当选哥斯达黎加总统，他表示自己对民主、自由市场和财政纪律深信不疑。而在哥伦比亚，改革派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Alvaro Uribe)刚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

甚至少数左翼候选人的胜利也反映出拉美不断成熟的民主进程，而非更加左倾。我们不能把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政策说成是反全球化的。这一评论同样适用于智利新总统米歇尔•巴奇雷(Michelle Bachelet)。甚至，连莫拉雷斯先生的当选也是因为占人口多数的土著人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并不是一次红色革命。最后，在秘鲁6月4日举行的决胜选举中，艾伦•加西亚(Alan Garcia)取得胜利。加西亚希望秘鲁和支持改革的巴西、智利及哥伦比亚政府结为盟国。

在中国，土地攫取问题应被归咎于民主制度的缺失，而非城乡差距的扩大。中国的问题在于，当政府官员或其嫡系抢夺你的土地，尤其是当土地随经济发展而变得更有价值时，你无法通过民主制度来获得救济。

在印度，迅速增加的收入激起了人们的种种渴望，而这并不是因为不平等。这些渴望转化成有效的政治需求，即要求更多改善。执政政府的频繁更替体现了这种需求。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击败在任议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对于在西孟加拉邦一再掌权的共产党领导层而言，他们完全拥护市场导向的改革，并不加掩饰地向外国投资人和产业领军人物示好。

但如果提出不平等是为了转移注意力，那么错误的诊断也会危及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印度是最好的例证。在最初几十年里，印度将平等作为政策决策的核心，然而后果是破坏性的。可以说，这20年来印度竭力摆脱的所有不利于增长、不利于穷人的政策都源自对公平的追求。

印度的决策者原本希望通过赋予公共部门在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建立起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50年代，相对宽松的投资和进口许可制度促使私营产业快速增长，然而正是出于对公平的担忧，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建立起庞大的监管结构，20年的改革也未能彻底清除这一制度。为防止经济权力集中，甘地将所有企业资产超过2700万美元的投资限制在19个“核心”资本密集型产业。为鼓励小企业主，她几乎将所有劳动密集型产品都保留给小型企业独家生产。如今，这些产品都由中国大量出口。考虑到大银行对小企业贷款不足，以及没有在农村开设分支机构，甘地因而对银行实行了国有化。工人人数达到100及以上的单位无权解雇员工。

当然，以公平为导向、既增加穷人机会又不危及效率和增长的政策的确存在。然而困难的是，一旦公平成为政策制定的核心，那么自利的游说团体就会以公平的名义赢得有利政策。之后被采纳的恰恰是那些既阻碍经济增长又不利于消除贫困的政策。

作者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 作者：阿尔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 2006年6月6日 星期二  译者/李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