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庆在退休前后连续“炮轰”中国教育体制的重重弊端，言语之犀利，所指之明确，让人曾经为他的大胆直言捏了一把汗。但也有评论“较劲”道：张保庆为什么在任职期间，没有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我宁愿相信：张保庆之所以在任职期间，对中国教育体制弊端闭口不言，不在于他的胆量大小，而在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受到了种种羁绊和牵制，有形与无形的压力如影相随，让一个教育部副部长也难以开口。
近年来舆论对于“教育产业化”的讨伐，矛头多对准教育部。教育部作为直接负责中国教育改革的职能部门，理应接受民意批评。然而，“教育产业化”的总体方向，毕竟不是由教育部来策划推动的，它据说发端于某个供职于海外大型企业的职业研究人士所言，最终被中国改革的主导者所采纳，成为一项自上而下实施的国策。
教育部不过是“教育产业化”的具体操作者，或者说既得利益者与积极推动者，就如同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房地产问题、医疗问题，让地方政府和卫生部承担所有的责任，显然有失公道。但教育伪市场化泛滥，教育部难辞其咎。
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改革，政府在研究其可行性方案时，必然会受到各个不同利益阶层代表的游说与影响，教育改革，受到了希望“多给政策少给钱”的某些政府官员影响，受到了试图在“教育产业化”中、让学校经济实力壮大起来的学校领导影响，也会受到期盼在改革中不要沦为最大成本承受者的家长与学生影响。然而，几方博弈的力量本身就不对等，如果推动改革走向者又过分倾斜于政府官员和学校领导，就会突显失衡状态。
这正是令人担忧之处，一旦改革出发点出现偏差，由于政府干预的意志过于强烈，其强大的外在约束力，会促使改革沿着错误的路线越滑越远，即使改革制定者发现了问题所在，此时要付出的纠偏成本之大，将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中国青年报》6月12日以《江西教师夫妇举报乱收费被停课学生要为其洗冤》为题，报道了西省乐平市镇桥二中的英语教师张秀英因检举学校乱收费和财务不明，反被当地教育局宣布张秀英和华春水夫妇停课待岗。这则新闻与此前媒体曾经热炒的“安徽省阜阳物价局长制止教育乱收费反遭指责，被迫辞职”异曲同工，都是少数敢于反抗现行公立教育伪市场化体制的“异己”付出惨痛代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