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分配与国民收入分配是两个范围不同的分配，遵循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严格地说，工资分配改革只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在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下，二者又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国民收入也基本上实现了统收统支。公有制所遵循的分配原则从理论上说是按劳分配，国有部分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农村集体实行的是工分制。
这种分配表面上说似乎很合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实际上城市国有企业（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城市集体）是大锅饭、铁饭碗，多年不调整一次工资，用群众的话说就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同一级别，在哪儿都一样。用学者的话说就是平均主义分配。而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实行的是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即使后来变成工分制，也不过是干一天顶多赚一毛多钱，差别只是在男劳力、女劳力的分值上。大寨就是这样。这种分配不仅同样是平均主义，而且也太低了。这样一种分配能促进生产吗？当然不能。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从收入分配入手的。这是薛暮桥同志的看法，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例如农村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否定人民公社开始的。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遵循的原则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一改，就把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很快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城市呢？则通过打破大锅饭、铁饭碗，推行计件工资、奖金制、浮动工资制，以及允许劳动力流动，发展承包、租赁、委托经营，发展非公有制，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精简职工，兼并破产，允许人们入股分红、自办企业等等，也使分配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我的判断，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市工资制度改革就已经解决了“低水平”的问题。从而使我国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大大提高，生活明显改善。大家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
不仅如此。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我们不仅解决了平均主义、工资水平过低的问题，而且随着分配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调动了各种人的积极性，中国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层，如企业家阶层、中等收入者阶层、私营业主阶层，等等。
这些成绩，我觉得都必须充分肯定。
二、对收入分配上出现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当我们在肯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工资制度改革的成效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出现的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少。对这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
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无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部门之间，以至消费者个人之间，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引起了分配不公。特别是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城市下岗职工收入也很低。对这些问题该怎么看？我的看法是，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下，出现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但过分的扩大化就不好了。先富后富是要允许的，但出现了两极分化就背离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了。
其次是在工资制度改革方面。由于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财政分灶吃饭，其收入分配要同收益相联系，不同劳动者的收入发生差别自然是要允许的，但是相同条件、职务、级别，以至贡献大小差不多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别过大，就不合理了。例如中央机关与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之间，以及中央机关不同部门的职工、公务员、离退休干部之间，公有制企业之间，其工资待遇如果差别只有几百元、上千元，都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差别千元以上、几千元、上万元，就应视为不合理的了。因为这些分配的前提都是公有制，公有制内部职工都是对国家建设做出过贡献的。
再次是市场经济下，由于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出现了各种生产要素都要参与收入分配，特别是资本、技术、知识、经营管理等都要按其贡献参与分配，因而人们的收入分配确实是多样化了，对这些不同成员、身份的人，获得高低不等的收入，我觉得也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如果差距过大，达到了百倍、千倍、万倍以上，也就很难说是合理的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收入的合法与非法，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我们不能否认，在新形势下，出现大量的贪污、盗窃、买官卖官、官商勾结、走私等腐败现象而引起的黑色收入、违法收入。但这能肯定吗？不仅不能肯定，而且要坚决打击和取缔。群众最反感的正是这种收入。而能揭发出来的终究是少数。对这些人，只要没有被揭发出来，它就隐藏在合法收入中了。这种情况确实是很复杂的。
三、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这是我们对待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采取的正确态度。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有人认为，解决的办法是退回去，退到计划经济年代，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我的看法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发展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等这条路是走定了。不想走也得走。因为改革是世界潮流，人心所向，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鉴于收入分配是人们较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如何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问题，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构建 和谐社会的大方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提上议程。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确定的精神是，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意社会公平，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具体要求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些说法、提法都是十分正确的，同时也是很谨慎的。中央这些精神要通过各地区、各部门以至企业、单位等的具体方案、部署才能得到落实。而且即使落实了，也还只能做到“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可能很快做到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因为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权力主体、利益主体、既得利益者。自从财政分灶吃饭和国税地税分开以后，地方也是利益主体。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难免要触动各个权力主体的利益。遇到阻力，能不能把中央的精神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都是很难预料的。至少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里我举三个实例，一是进一步改革工资制度问题，二是打破行政垄断问题，三是取缔非法收入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到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解决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工资制度改革。我的看法，必须解决不同地区、部门，企业职工、特别是下岗职工、离退休干部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革，甚至难免会涉及到财政多拿钱。这容易吗？我看是很困难的。但不解决这个问题，深 化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打破行政垄断。这同职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也有关系。据报道，在收入分配上，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 垄断行业员工工资高、增长快的问题比较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等行业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距，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可见不打破垄断，不仅不利于开展平等竞争，促进技术创新，而且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也是做不到的。但打破垄断容易吗？我看是很不容易的。最近国务院已原则通过了“反垄断法草案”，打算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是又有报道说，“不排除在审议时分歧太大而再次拖延出台的可能。”可见即使这样一项改革，也是有压力和阻力的。
至于取缔非法收入问题，这是谁都赞成的。取缔非法收入主要是根绝腐败。但是这种收入能取缔的了吗？依我看，不进行更深入的体制改革、加强各种监督力度、以及收入分配明朗化、包括政府官员要公布自己的收入和财产，等等，很可能是说说而已。
但是，我们要相信，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些问题总归是要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