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考虑到土地与房地产业的密切关系，可以确定的是，在经过了前一轮的调控之后，国内土地调控的空间和效果都不会很大。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土地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已发生变化。事实上，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种“模型”：银行资金－投资－土地和房地产－地方利益－全局利益－银行资金。在前两年宏观调控之后，这个链条几乎成了中国经济中最亮的“主线”。2003年，中国还有汽车工业的高增长，但现在汽车业已不是亮点行业，只剩下房地产一枝独秀。虽然中国的土地表面上国有，实际上为地方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预计未来的调控难度很大。此外，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很复杂，不好处理，依靠地方的积极性，有针对性地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控土地开发，好说不好做，其效果并不乐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土地供应量的任何紧缩，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而不是下降，因此综合2003年的调控经验，土地供应方面的调控应当谨慎从事。
这样，剩下的可选择的就是金融工具了。与土地资源不同，金融系统（或金融资源）是极少数地方所无法控制的资源，其调控权力基本上掌握在中央手里。这使得中央有可能规避地方的干扰来进行调控。
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要比中国高出很多。此外，美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发达和开放，资金流动极为方便，这使得任何调控的想法都很难实施。但是，美联储通过有效地利用金融工具，依然可以实施对市场的调控。因此，2006年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金融调控工具的设计和应用。说得再通俗一些，中央管地方干部可能不得不考虑很多因素，做好平衡与协调，但管好银行干部，还是有很多手段可用的。只要真正管住了资金，控制住了金融系统，就把握了未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关键所在。来自安邦《战略观察》 安邦集团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