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士讲演完毕，我有机会提问。我问：“中国反垄断的立法，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所谓的‘反垄断执行机关’具备充分知识，用以裁决哪一种商业行为有利于市场竞争、哪一种商业行为不利于市场竞争？”
王博士略显惊讶：“知识？你是说知识？我们在反垄断法问题上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在场很多人都是法律专家。我们有知识，但我们还要去训练。我们需要训练出大量法律人才，来进行反垄断法的执法。”
感谢王博士的回答，这一问一答，凸现了对反垄断法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观点。我自经济学入门以来，未见过赞成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家：从我翻译其著作的阿尔钦（A.Alchian）到导师博祖（D. Boudreaux）、塔洛克（G.Tullock）以及瓦格纳（R. Wagner）人，没有一个不是观点清晰、立场鲜明的。我们的信念是：反垄断者（官员、法官、学者）从不具备“矫正市场”所应有的知识。
相反的是，王晓晔博士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法律系。据老师瓦格纳回忆，那是一所相当强调政府干预的学院。王博士发表的大量关于反垄断的论文，也恰恰印证了瓦格纳的印象，即他们的信念是：反垄断者掌握了“矫正市场”的充分知识。
在1996年一篇论文中，王晓晔论证道：“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在组织结构和规模结构的迅速变化，要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模式，3亿元的年销售额作为控制企业合并的门槛在重工行业也许显得有些低”，但经过560个汉字的论证，她断言：“以3亿元的市场销售额作为控制企业合并的门槛是比较恰当的。”
为什么？为什么刚好是3亿元？为什么不是3.14亿元？也不是2.56亿元？这是分歧的根本所在：经济学家认为，别说560字，就是560万本著作，也不可能推断出多高的门槛，会使政府干预变得合理；而以王博士为代表的法律学者却似乎认为，不仅存在这样的门槛，而且它可以通过配合国家政策、经济时事、协调行业间冲突等方式，把这个门槛找出来。
什么叫“企业规模”，如何界定企业的“市场范围”，怎样计算企业在相关行业中的“垄断程度”，通过什么方法评估垄断企业对社会造成的“经济伤害”—这些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必须首先得到可靠回答的问题，经济学均无答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 Coase）指出，反垄断法鼓励了人们的投机，即“即使根本不存在答案，也企图去提供答案。”
最近提交审议的中国《反垄断法》，存在三重疑云。第一，行政垄断是不是不反了？过去八年，我一直强调唯一要反的垄断就是行政垄断，而且这不需要立法，只需要政府放开行业准入即可。最终通过的《反垄断法》，若确实把“反行政垄断”章节束之高阁，就会使得该法的正确目标逍遥法外。
其次，反垄断法执法，必须以准确的取证为基础。但在目前的《反垄断法》草案中，几乎所有“罪名”的含义和量度都是含糊不清的，经济学根本就不提供定性和定量的理论框架。该法执行起来，必然产生大量的混乱。
再有，是执法机构尚不明确。给行政垄断网开一面，有可能诱使私营企业和外资私营企业纷纷投靠地方政府及其所属企业，形成大量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保护的混合型企业，这对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执法力度是个挑战。也就是说，《反垄断法》的实际效力，得看权力和利益的较量，而不是法和经济上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