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在京举行。吴敬琏在论坛上指出，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惩治腐败以实现机会平等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的，垄断部门收入非常高也不是因为人的能力问题造成不平等。”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为此吴敬琏呼吁，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定要很快建立起来，“起码第一支柱是全民低保，这应该是一个约束性的政策，是国家财力完全做得到的。”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钢把收入悬殊的首要原因归为体制。他认为，首先是旧体制没有改革到位，而旧体制的特征就是一切都是公权；其次是国有垄断、政府管制的问题，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了巨大收入差距；还有就是医疗、养老、教育等改革，引起了一些收入差距拉大。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把原因归结到体制因素。他以房价为例指出，由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一致，地方政府就有动力去推动地价上升，从而导致房价高涨。“要解决房价问题，首先应该进行物业税改革，对事权、财权的关系进行调整，其次是让地方财政可以用地方债务方式筹措资金。”
要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现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的建议是“少说多做”。他认为：“现在就什么是基尼系数，很多人谈不清楚，但很多人却有个共识，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如何的高、如何在拉大。对此我们经济学家应该有个反思，而不是炒作。”
对于“多做”的内容，易纲提到了很多方面，“包括给予农民工平等待遇、新农村建设、捐赠等慈善事业税收免征等，我们都要非常扎实地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