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它地方，关于需要解决全球失衡的谈论越来越多。但奇怪的是，虽然人们广泛认为美元被高估，但迄今对市场或各国央行持有美元资产的意愿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有一种危险日益增大，即某些东西迟早可能引发美元剧烈下挫，从而导致外汇市场混乱，华尔街股市急剧下跌，以及美国的衰退蔓延到世界其它地方。

我们迫切需要在美国、中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这些主要参与方之间达成协议，赶在危机到来之前对汇率进行有序调节。这种措施曾有过良好的先例，《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和《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分别在1971年和1985年使美元贬值。

美国政府似乎一直试图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国，并促使它重新估值人民币，以避免这个问题。虽然美国工业可能对中国的竞争尤其敏感，但是，中国国际收支顺差只是导致全球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200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略超出1000亿美元，而美国逆差为8000亿美元。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的其它地区有日本、俄罗斯和中东。通过迫使其它国家的货币升值来试图避免美元贬值，既不可行，也不理性。然而，有一定理由认为，某些其它参与方应该将货币升值，作为实现更佳全球平衡的协调行动的一部分。这将减少美元所需的名义贬值。

这种汇率调整将需要伴随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改革，以维持或取得健康的经济增长率和高就业率。显然，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货币贬值将导致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进而对需求产生相当大的刺激，因此有必要采取一些货币或预算紧缩政策。

但我们不应从另一个方向来解决这个问题，即认为只靠削减美国预算赤字，就能消除国际收支逆差——“双赤字”之谜。提高税收或减少公共支出，但不对汇率进行任何调节，将意味着因此而减少的内需中，只有小部分反映在降低的进口中；但由此导致的需求缺口，不能由相应的出口增长所弥补。在当前情况下，这将引发衰退。

这种调节汇率的国际协定将意味着，参与国的央行将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至少直到市场稳定在各国同意的新汇率格局上。这种调节将减轻发生重大国际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我们仍会受制于无理性的汇率变动。当汇率变动以不可预知的方式改变不同国家的相对生产成本时，对跨国公司来说，理性地计划未来投资和运作并非易事。我们需要朝更稳定、更具预见性的国际汇率制度努力。

在欧盟等具有牢固贸易关系的地区性团体之间，建立有管理汇率体系的理由十分明显。极端的解决方案是货币联盟，如欧元区。但这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更通用的方案是建立一个由一致同意的平价和目标区间构成的体系，如欧洲汇率体系(ERM)。但我们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确保任何新的安排能使平价进行更经常的小幅变动，而不是等到危机情况下发生剧烈变化（贬值）——如1992年的黑色星期三，当时英镑被迫退出欧洲汇率体系。

一旦一系列这样的地区性安排就位，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管理这些地区的汇率就将切实可行。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有太多不同的货币需要管理；短期内，我们能够期待的最佳情况是，达成管理主要货币汇率的协议。正如在经济政策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一定要等到危机发生才采取政策措施吗？

作者是剑桥大学罗宾森学院(Robinson College, Cambridge)研究员。

( 作者：剑桥大学约翰·格里夫·史密斯(John Grieve Smith) 2006年6月27日 星期二  译者/李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