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是另外一个人。”伊夫琳•沃(Evelyn Waugh)如是说。
美国人的负面形象
美国一个非盈利组织最近发布了也许可以称之为美国海外商人“行为守则”的贴士，旨在改变美国人的负面形象。一条是“听的至少和说的一样多”，一条是“把长篇大论留给自己的孩子吧”，第三条是“说话时声音低一些，速度慢一些”。然而，在阅读这些准则时，我不禁想到，当我们到国外旅行时，这些内容对我们也同样适用。
总之，在过去几年，丑陋美国人的形象被夸大了不是一星半点。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世界上如此多的地方都不喜欢布什(Bush)政府。这种反感已经演变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用同一支蘸满偏见的粗毫描绘所有的美国人。我不禁对一位最近刚刚从纽约搬到伦敦的同事深感同情，她说，尽管她一生都是民主党人，却常常因为政府的行为而受到责备。
说教是双向的，而当今的美国人更像是被说教的对象，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讲道者。我最近接待了一对30来岁的夫妇，他们来自加州伯克利，细心地准备了很多礼物。对于在伦敦所谓的服务业的遭遇，他们似乎是充满疑惑，而不是横加指责。美国大学教育的政治正确性也许有时候看上去有些愚蠢，但却自有用处。
冷漠愚昧的英国人
以我的经验看来，归纳总结容易以偏概全。我在海外遇到的法国人似乎都格外和蔼可亲，而不是傲慢无礼。我在伦敦吃午餐时偶遇一位时髦的法国商人，他在几周后帮我组织了威尼斯的划船课程。德国人也许是以事事都提前谋划而著称，他们往往会起个大早，去占据旅馆游泳池边最好的躺椅，但是，面对德国在公共场所特意为无法进入体育馆的爱好们竖起的大屏幕，以及这个国家大多数人表现出的友善，有谁会不动容呢？
相比之下，英国人则似乎已经不再那么清白。个中原因不难看到。伦敦人很少关心游客和新移民。由于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游记作家都是英国人——已故的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珍•莫里斯(Jan Morris)以及派屈克•雷•费默(Patrick Leigh Fermor)，人们以为他们的同胞也拥有同样充满爱心、令人愉快的世界观。
或者说我就是这么想的，直到我在印度中部讷尔默达河(Narmada River)岸上一个雅致而破旧的堡垒里过了两夜。这是一家小旅馆，在这种地方，你必然要和同住的客人共用一张桌子。在愚蠢地承认自己是名记者之后，我立即被一位60岁出头的英国女士招呼了过去：“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在印度要高档客房，得到的却总是普通房间？”几分钟后，她又想知道，在王公统治时期，印度是否会比现在更富裕。面对她的愚昧，我只好缄口不言。
在吃晚餐的时候，由于周围都是英国人，话题便不可避免地转到了伦敦名嘴们钟爱的强手棋(Monopoly)游戏。我左边一位50来岁的女人问我住在哪里。“伦敦西区，”我含糊其辞地说道。“具体是哪条街？”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福斯特(E.M.Forster)笔下在住在贝托利尼公寓(Pension Bertolini)的女主人公露西•霍尼丘奇(Lucy Honeychurch)一样。我羡慕地看着旁边的美国女士假装疲惫，在上餐后甜点之前借口离开。
第二天上午遇到的情况还是一样。当我同隔壁慈善学校富有献身精神的校长用印地语聊天时，我们被打断了。“我和朋友走散了，”另一位专横的英国女士吼叫着，“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我最恨让别人等我了。”（他们散完步后朝池塘走去。）另外一位英国女人要求我做翻译，质问那位校长为什么不给一个看上去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准备一个单独的空间。这所学校只有5个房间，分两班运作，老师们在放学后义务辅导学生，因为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文盲。“她实际上一无所知，但是却妄自尊大。”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是这样描写那些自以为是的英国流亡者的，他们让她打消了在意大利买房子的念头。
在德里机场
那天下午，我看着一列火车驶入印多尔车站，乘客们跳进车厢的时候差点伤到自己，这时，我不禁想到另一个民族形象。我的同胞似乎甚至不会排队——这或许是数十年来社会主义统治带来的永久性意识空白。
在德里机场（这是全球最糟糕的机场之一），我排队等候安检等了那么长时间，简直就应该有人为我们在那里站着而颁发金牌。我在飞机起飞前仅仅45分钟才去排队，随着起飞时间越来越近，我暗自指望能有一位高效的私人航线地勤人员把我们引到队伍前面。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只不过排在队伍更后面（大约一英里）的一个人对这种不公平的行为发怒了。他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他雷鸣般吼道。身着制服、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回答称，那也算不上什么，人们经常要排上三个小时。不管怎样，如果他真的很苦恼，就可以排到前面来。这种不合逻辑的推论，没有办法让这位德里人轻易平静下来。他坚持要指出每一个插队的人。我当时一定看起来比平时更普通，因为尽管我害怕被点名，而且为符合民族形象而感到羞愧，但他还是完全把我遗漏了。
( 作者：撰稿人 拉胡尔•雅各布(Rahul Jacob) 2006年6月28日 星期三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