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访问日本时，人们再三告诉我，日本经济经历了10年衰退后，正再一次趋于“正常”。从一个角度看，这对日本及世界其它地区是个好消息。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带来了一些棘手的疑问。

重新燃起的信心正提升日本的视线，使其超越了简单的危机处理。日本政府已开始聚焦于庞大的财政赤字及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等挑战。一些经过精简的赢利产业正大肆进行投资，经过合并和资本重构的“巨型银行”正迫切希望在全球市场扩张。

然而恼人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一个不确定性是，对经济健康状况过于草率的判断，是否会导致紧缩政策过早出台，从而危及经济复苏，本次经济复苏尚未带来实际工资与全职就业机会的持续增长。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更为根本的问题：“正常”的经济是什么意思？是与其余工业化国家更相像、信奉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以日本过去具备的、往往独有的态度和做法为特征的经济？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

毋庸置疑，经济危机促使了重大变革的发生。相互关联的“系列企业”(keiretsu)交叉持股模式已被解开，为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工薪阶层的工作终身制文化已崩溃；同时一度执法不力的监管机构正整治市场违规行为。

然而有许多情况仍无变化。日本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是“旧”经济的产物，主导这种经济的是传统的出口行业：汽车、钢铁、造船、机床以及电子部件。中国和印度的工业化，在无形中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

日本的制造业结合了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对生产流程的不断改进，其实力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日本的这些优势逐渐消失，因为当今世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日益加剧，最丰厚的回报越来越多地源于无形的东西，如富有灵感的营销，而不是实打实的商品。

此外，正如最近在东京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会议上，一位日本与会者所说的，令这个国家制造业强盛的品质，并不适合以服务业为基础的“新”经济动荡且变化快速的要求。

服务业创造了日本五分之四的产出。但零售银行业等许多行业还相当原始。闭关自守的态度很普遍。世界最大的银行中日本占有三家，最大的广告公司和旅行社也是日本公司，但它们几乎不在日本以外竞争。根基稳固的市场参与者紧紧控制着本国市场，迫使较新的竞争者更多地通过并购(而不是创新)来进行扩张。

人们认识到，日本必须创造新的财富来源，以应对人口的老龄化，这重新激起有关企业家才能和创造力的辩论。僵化的教育体系和社会的因循守旧是公认的障碍。而更大的障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首先是基于对个人利益的集体牺牲，这种牺牲旨在实现工业化的更伟大目标，从而使日本能从庞大的个人储蓄池中获取投资资金；其次是平等主义的政策；再次是大大有利于生产者，而不利于消费者与股东的社团主义政策(corporatist policies)。

这种文化曾造就了工业帝国。但它不会轻易接受离经叛道人士或引人注目的物质成功。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堀江贵文(Takafumi Horie)及村上世彰(Yoshiaki Murakami)的身败名裂是狂妄自大的报应。这两位张扬的前金融家遭到了违反证券法的指控。

堀江贵文和村上世彰敢于挑战老牌企业安逸的生存方式，而这些企业迅速从他们的耻辱中获益。它们把打破陈规等同于不正当交易，把该事件转变为一项主张，要求维持现状，抵制股东激进行为和更严格的管理问责制度。

诚然，一些老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监管机构的攻击，它们对这些由来已久的做法进行了打击，如公共工程的串通投标和伪造账目。但法规的适用范围常常含糊不清，而且运用混淆，在金融市场上尤其如此。同样不明了的是，执法者的新热情是否具有持久的制度根基，抑或仅仅反映了此事的政治风向。

日本已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不可能完全退回以往状态。问题是，在复苏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日本是否将继续实施改革，或者长期危机终于结束的解脱，是否会转变为自满和惰性。答案将不仅由市场决定，还由政治决定。

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首相将于9月份卸任，他通过打破派系斗争的束缚，并加强部长级官员对决策的控制，转变了日本。但他的经济改革——这是令他厌烦的主题——以及对仍过度强大的官僚机构的改革，仍不够坚定，不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小泉启动了全国范围的改革议程。但他留下了一长串的未竟事业。能否完成这些事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继任者是否具备足够的远见、不懈努力和领导技巧。

( 作者：盖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6月28日 星期三  译者/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