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报道，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将捐献370亿美元，使比尔·盖茨(Bill Gates)得以运营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这意味着慈善事业已发展壮大。慈善捐赠是我们丢在筹款人罐头里的硬币，或是我们支持好友壮举的小额支票。但有组织的慈善事业截然不同，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在巴菲特和盖茨之前一个世纪，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是全球首富。他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还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虽然每个小学生都知道，抗生素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帕丁顿(Paddington)实验室中马虎操作的结果，但真实情况是，尽管这个发现具有显而易见的商业潜力，抗生素的研究并未取得多大进展，直到1938年洛克菲特基金会赞助牛津大学(Oxford)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恰伊姆(Ernst Chaim)对其进行开发。战争爆发后，英国和美国政府大大扩充了这些资源。其成果就是现代制药业的基础。

二战后，南亚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绿色革命使得养活这些人口成为可能。杂交植物品种是绿色革命的基础，这些品种多数是在墨西哥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的研究中心里培育出来的，该中心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也进行了捐助。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对于解开DNA的秘密和生物技术产业的兴起也至关重要。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现代信息技术是两个主要方向的发展结果。其概念框架来源于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工作，他揭示了任何操作——打字、拍照、制造汽车——如何能用数字方式进行描述。上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慷慨的校风，使图灵的洞见成为可能。学院财务官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努力，大大增加了学院的捐款。

信息技术硬件依赖于晶体管，晶体管是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的贝尔实验室于1947发明的。贝尔实验室是私人公司中商业气息最少、最有利于智力创造的环境，它是非常富有的母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慈善产物。反垄断限制约束了母公司利用其发明成果的能力，而其它企业从授权费用低廉的晶体管技术中赚取了巨额美元。

市场并不善于基础创新。原因在于，基础创新具有普遍应用价值，并不针对特定产品，因此不容易被个别公司独占。或者，基础创新的实际应用可能需要花费10年或更长时间，而现代金融市场的关注对象是“季度盈利报告”。但政府也不善于推动根本的创新。由政府“挑选赢家”已沦为笑柄。

由于慈善基金只要求成果有益，而不是对特定公司有利，因此慈善事业能够支持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创新，而私企是不会进行这些创新的。由于慈善事业是多元化的、长期的，并且能够接受许多项目会失败的事实，因此它会支持许多政府不会、也确实没有提供资金的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创新。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之所以有成效，部分原因正是因为这种研究体制的多元结构。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遥遥领先世界，因为有组织的慈善事业，对多元化的公共资助构成强大补充。

过去10年间，威康基金会(Wellcome Foundation)为英国科学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建立该基金会的公司本身。再过一个世纪，盖茨和巴菲特完全可能因为他们的基金会而被铭记，而不是让他们发财的企业。

本文作者的新书《龟与兔》(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由伊拉斯谟出版社(Erasmus Press)出版。

( 作者：专栏作家约翰·凯(John Kay) 2006年6月29日 星期四 译者/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