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政坛和社会一石千浪。今年春天，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央党校下属的《学习时报》上高调发表《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接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5月26日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上主持关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随后，中国执政党党报——《人民日报》在６月５日刊发属名社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而目前，这种讨论正在中国开始大鸣大放。
将这些争论推上前台的是中国迅速攀升的基尼系数。0.47，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并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而根据经济学的解释，基尼系数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
无论是理论上的基尼系数，还是现实矛盾的对立，这些问题的焦点都指向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现实：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很显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国这种分配方式，正受到部分人士的质疑，而在这些质疑的背后，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国的基尼系数，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是的，从结果来看，中国社会社会分配确实出现了问题。从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沦为贫富差距广被诟病的一些拉美国家的“难兄难弟”，中国只化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在追求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效率优了先，但公平似乎却未被兼顾。
而且，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已经在引发了中国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无论是前期媒体上“仇富”大讨论，频频发生的“宝马车撞人案”，还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朗顾之争”、“500万元天价医疗费”，以及现在正流行的“山西煤炭老板炒房团”等等。收入分配的失衡已经引起了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将这些社会矛盾全部归咎于中国的市场化转轨，或许有失偏颇。目前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一部分是目前中国综合国力和政府财力力不从心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政府在财富分配中“越位”和“缺位”，从而导致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不足或低效。不过，这些问题根源多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用著名评论家皇甫平的话称，“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政府与市场，从来都难有和谐的统一。无论是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验，还是在“自由市场”的教科书中，即使在目前发达的西方国家，凯恩斯“看得见的手”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仍无定论。效率和公平的相对平衡，取决于市场和政府的相互博奕。
事实上，近三十年来，世界已经见证了中国市场化的效率，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虽然这种收入差距在逐步拉开。据统计数据，2005年，中国的GDP已达18.2万亿元人民币。
意识形态的争论在中国历来已久，从中国改革开放起，每隔十年这些就会阴魂不散地缠上中国。而这次中国基尼系数的之争,部分声音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对于正在逐步融进全球化的中国转轨经济来说，是选择重新回到“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还是在追求效率中求得公平？ 答案显然不言而喻。
2006年6月29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