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对中国的120个城市的12400家公司进行调查之前，我们世界银行中的许多人一直持上述看法。不过，调查过后，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腐败的滋长和污染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
总的看来，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较成熟，造成的损害比我们想像的要少。在私有经济活跃的城市，调查公司报告的官僚作风要少得多。 如何解释这些不同？在中国，靠近沿海是一个有利条件，因为这里能够接触国外观念，且被允许首先进行改革。沿海城市的管理表现最为出色，而它们在1978年改革之初几乎没有工业。
如今深圳的人均GDP居全国首位。厦门、东莞、苏州在1978年时也是工业不发达城市。它们对中国开放的反应是：营造良好的私人投资环境，积极向国外学习。那些已有工业的城市则倾向于保护既有的东西，对改革较少积极性。
良好的企业投资环境，往往与令人满意的人文环境相伴随。投资环境较好的城市，通常拥有较高的薪酬水平、较低的失业率和婴儿死亡率，以及较高的教育支出，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城市也十分重视人均绿化面积，一年的空气清洁天数，和经过处理的废水比例等环保指标。比如，像威海、青岛、苏州、杭州以及福州这些城市，不仅商业环境上的得分很高，而且处理工业废水比例达到97%或更多，而威海更是达到了理想状态的100%。
而投资环境差的城市，其平均废水处理率仅为78%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些城市主要是国有工业，它们常常是最糟糕的污染者。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所有大城市都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不过，许多沿海城市如今都意识到，处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良好的环境和舒适的居住条件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此，许多“黄金城市、”——苏州、杭州、东莞、江门、青岛以及威海——正在成为居住和投资环境都相对优越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