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可以量化吗？
笔者提出“幸福经济学”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质疑：幸福是主观的，用经济学这样的理性分析是不科学的。当时，笔者反驳说，该想法是一种偏见。菜肴是否可口是主观的感受，但不能说烹饪学校是无意义的。主观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性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研究的。客观最终是为主观服务的。
同样的道理，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受。同样会有人提出疑问：主观感受可以衡量吗？譬如说，张三吃了一餐牛排，他从中获得了多少幸福感？李四参观了故宫，从中获得了多少幸福感？如果确切地计量出来这种消费带来的幸福感，确实困难。而且，同样的牛排，张三和李四的感受是不同的。
不过，可以采取逼近措施加以间接衡量。尽管张三无法说明他从消费牛排中获得的幸福感，但是，他知道自己花费了多少钱，自己愿意花费多少钱；李四不知道他从游览故宫中获得多少幸福，但是他知道自己花费了多少钱；同样的牛排，张三与李四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不同的。其他的案例，以此类推。
幸福指数是GDP第二？
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GDP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水平的宏观经济指标，本来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语。在其他国家的应用中，GDP并未出现如我国这样的问题。
原因在哪里？政府职能定位存在问题。尽管人们都知道政府兼做“裁判员”和“运动员”，危害极大。但是，政府依然兼做。于是，把GDP抬到了太高的政治高度，有的官员几乎把GDP看成执政合法性的象征。于是，GDP从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获得了全面支持。任何其他指标，例如教育、文化、卫生、资源、环境，甚至涉及民权民生的征地补偿、拆迁居民安置等等，统统要为GDP让路。理所当然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为了自身的升迁，急功近利，忽视了投入产出的比较，以资源的粗放式投入为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被广泛采用，进而形成了一种疯狂的恶性循环，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同样的道理，如果将幸福指数像GDP那样政绩化，幸福指数也会被异化，走向形式化、庸俗化。所谓的极大化幸福，并不是极大化今天的幸福，而是要极大化现在与未来的幸福，极大化穷人、富人等所有群体的幸福。将幸福指数政绩化，政府很可能采取短期行为，或者统计数据造假，或者给老百姓一些小恩小惠，让老百姓短期内很开心，但是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指数。
所以，我认为，幸福指数应当合理定位。幸福指数就是一个普通的衡量居民幸福程度的指标，它不能替代GDP、失业率等其他指标。幸福指数绝对不能成为政府政绩的指标，当然，更不能由政府机构公布。如果让幸福指数成了政府政绩衡量指标，却又如同现在的做法那样，即由统计局进行社会调查、测算和公布，这意味着政府自己调查自己的政绩，这种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一体的调查数据能有多大程度的可信度呢？很难说。
政府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为老百姓营造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实施公平公正的政治举措，财政公开，官员廉洁，解决好社会治安、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公共问题。
“幸福指数”该如何设定？
如果追溯历史，第一个提出幸福指数的，当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萨缪尔森提出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等于“满足”除以“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满足程度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这里的欲望，可以理解为需求。这个方程式最大的缺陷，是它容易让人机械化地认为，减少欲望就会增加幸福。欲望，与生俱来，从来是堵不住的，只能引导。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马斯洛说，人的欲望满足遵循层次律，生存的需要满足之后，发展的需要提上日程。
当前公布的幸福指数，多数比较模糊，没有考虑到不同收入层次的社会群体的情况，没有考虑纵向和横向的情况。譬如，北京统计局关于幸福感的调查，主要从个人收入；工作、居住条件；人际关系以及综合评价等5个方面观察居民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
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因素在幸福指数中的权重不同。幸福，与钱财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正比的关系。家徒四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是很难有幸福感的。所以，对于穷人而言，给他100元钱，为他带来的幸福感，远远高于富人。但是，当钱财约束不成问题的时候，譬如穷人变成富人之后，钱财在其幸福感中的影响权重大为降低，家庭、休闲等成了约束人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衡量幸福要用相对尺度。虽然随着经济的增长，每个人的绝对收入增加了，但同其他人相比较，则不一定是增加的。因为，攀比心理是普遍的现象。尽管你现在每个月收入5000元，比数年前每月不到1000元的收入比较，增长了5倍，但是，你发现别人的收入也都在增加，而且，有些看起来水平不如你的，或者因为所处单位不同而存在工资差异，收入比你高，你心理会怎么想？高兴，忧郁，发牢骚？我们每个人都是食人间烟火的，不是什么圣人，于是免不了牢骚满腹！
“知识”不同的人，对于幸福的感觉是不同的。例如，我们认为买了车以后会带来快乐，因为更方便了，如上班，接送孩子上学，同事聚会，或者外出兜风等；或者能够在同事或朋友之间炫耀，获得心智上的满足。但是，买完车以后，我们可能逐渐发现以前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问题，如维护费用高，汽油费昂贵，交通拥挤等。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幸福反而因为买车而减少了。由于信息的不足造成对将来的事件不能完全预测，从而偏好和福利不一致的情形，是福利经济学家所公认的现象。
幸福程度受文化影响。计算表明：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80多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折算也有16倍，但是它们的幸福水平差不多，而且都比日本和法国这两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高很多。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例如，为什么在日本和法国的情形下幸福水平降低了？法国人民是比较“谦和”与“内敛”的，所以在问及是否幸福时，人们愿意回答自己是幸福的。日本人可能是因为跟中国人有些类似，比较含蓄与谦恭，不愿夸大自己真实的幸福，所以往往只回答“还可以”。
更重要的是提升居民“幸福感”
设置幸福指数来衡量人们的幸福程度，只是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指数看到社会经济中的不足，进而采取有效措施让人们更幸福。前述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中，文化因素在相当产一段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可以认为它是个外生变量，我们无法改变；幸福的衡量尺度，可以改为相对尺度，并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至于“无知”，可以通过建立专门教育机构——譬如“幸福学院”——增进人们的认识，帮助人们找回快乐。这也是我们最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地方。
在海外，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幸福学院”。根据《澳大利亚人周刊》报道，近年来，悉尼、墨尔本等城市开设了很多类似“幸福学院”的学校，有教人开怀大笑的“笑声工作室”，有传授放松、冥想之道的学习班。一些知名学府也纷纷加入这股“快乐大潮”，提供相关课程，帮助人们生活得更快乐充实。
开办“幸福学院”的蒂莫西·夏普博士说：“我见过很多人，他们并不消沉，但也不快乐。他们生活不够积极，满足于现状，认为这就是所能得到的最好生活。我不赞成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我们能活得更有激情，应该充满活力，之所以许多人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以前不够重视这个问题。”
笔者建议，借鉴海外的做法，开展“幸福学”的研究和教育，尤其是“幸福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看来，人生虽然是由一连串的失败所组成，但是付出错误的成本后，如果能由教训中学习，就能避免下一次的错误。因此，笔者希望读者对于人生未来的不确定不要感到害怕，如果知道经济学的一些简单原理，经常在事前可以理性的分析，帮助自己做出正确决策，了解到每件事自己都已经在事前尽最大努力做出选择，也不会因为结果不如人意而悲伤，就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勇敢自信的人，并拥有幸福的人生。当然，需要澄清一下，“幸福经济学”并非鼓吹吃喝玩乐，不是让你斤斤计较，不是让你满身充满铜臭味，更不是主张你消极、与世无争，而是让你知道如何趋利避害，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达到幸福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