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给“农民工”正名。“农民工”这一名称本身就是二元户籍制度下歧视的产物。世界上极少有哪个国家的公民在做了工人之后仍然被冠以农民的。虽然在我的眼中农民并不天然地比城市居民和任何权贵阶层低贱，但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带有“农民”二字往往就带有歧视鄙视的含义。所以，我建议以后所有的文件、媒体，必须一律改称“农民工”为“新工人”（以下使用“新工人”一词）。
所谓“新工人”，就是打破户籍隔离制度的新型劳动者、新的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生力军、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以后，政府的决策、统计，城市的建设、财政预算，以及劳动保障、社会保障等等都必须考虑到新工人的因素。
因为“新工人”主要工作、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又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解决“新工人”面临的问题也许比解决“三农”问题更为迫切，对于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也有着更加直接的意义。至少，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同时不该忽视了统筹解决“四农”问题的重要性。如果哪一天，“四农”问题真的减少成为“三农”问题了，那才标志着“新工人”的真正诞生和平等社会的真正到来。
统筹解决“四农”问题、塑造“新工人”，关键是要进行“大户籍制度”的改革，转变农民的身份，推进农民、“新工人”的社会保障、劳动保障以及平等权利的事业。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正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尝试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是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社会改革，是一场中国式的平等权利的革命。但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剥离户口上的附加功能；户口的附加功能过多过繁，使得户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推进。所以，现在的户籍改革只能删繁就简，致力于统一城乡的户口登记，以后再谈附加功能的改革。
这种“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简单性、策略性的特征，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认为，在进行“狭义”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广义”的户籍制度改革或者说“大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登记改革与教育、医疗等“附加功能”的改革应当同时并进，否则，户籍改革的成果十分有限，甚至可能偷梁换柱，对农民、“新工人”、“新城市居民”具有实质意义的“附加功能”的改革不了了之。
因此我认为，政府应当以户籍改革为契机，进行平等权利的制度变革，也就是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二元医疗制度、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二元就业制度、二元政府制度、二元财政制度、二元税费制度、二元金融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二元电力制度、二元燃料制度、二元住房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粮油供给制度、二元劳动人事制度、二元组织制度、二元国有资产制度等逐步一元化。
当然，在目前顽固的二元体制背景下，可以先进行形式上的户籍一元化的改革，以身份证号码进行社会管理，将个人信用情况、社会保障资料等纳入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数据库中，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管理。同时，改革档案体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号码数据库，供全社会查询。这样，先形式上统一城乡居民身份，规定新出台的条例法律等一律不允许根据户籍实行歧视性的规定，然后再从实质上也就是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逐步统一城乡待遇：如政府继续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免除义务教育的一切费用，改造学校危房，改善教学条件；帮助农民建立大病医疗保险以及流行病、传染病、地方病的预防体系，将低保扩展至农村，探索农民社会化养老的办法；废除对“新工人”就业的种种限制，将无地又无岗的农民纳入失业保障范畴；改革乡镇政府，缩减乡镇机构，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税收、金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体系；统一城乡组织，建立与工会相对称的农会，鼓励农民行业协会的发展；确认城市基础设施、国有资产中几十年来农民的贡献，废除城市增容费、“新工人”进城办证、户口买卖等不合理的收费和交易。
进行大户籍制度改革，实质上是进行一场平等权利的革命，是中国政府落实国际人权公约的最好体现，也是在消除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碍。人口能否自由迁徙以及迁徙的频率，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达、人才的流动和社会的活力；发达国家的年迁移率在10%以上，美国在25%以上，即每年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迁居他地，而中国只有1%左右，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后。
综上所述，中国要统筹解决“四农”问题、把“新工人”变成新城市居民、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必须进行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开展一场平等权利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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