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G8峰会即将在圣彼得堡召开，作为轮值主席，普京当然有权确定会议议题。不过，他确定议题的角度颇为独特。至于原因，就像他说的，“如果把俄罗斯在石油、天然气和核能等所有能源领域的潜力加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毋庸置疑是世界头号能源大国。”
一年来的诸多动荡的确足以使“能源安全”成为本周即将开幕的G8峰会的首要议题。先是卡特里娜飓风和丽塔飓风袭击了墨西哥湾的能源企业；随后是尼日利亚爆发内乱导致该国原油产量减少20%；今年初，俄罗斯暂时中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还有就是伊拉克石油生产长期不能恢复正常；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avez)警告说要切断对美国的石油供应。伊朗一些领导人多次威胁要发动“能源危机”（虽然其他人否认有此意图）。当然，还有高烧不退的油价，从去年初到现在，油价上涨了60%，目前已达到每桶75美元左右。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能源安全”这个概念以来，世界已经大为改观。不过，世界各国认同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与认同这一概念的含义并不一样。能源消费国宣称希望获得“供应安全”──也就是说，以合理价格得到能源供应的可靠渠道。出口国──不论是俄罗斯还是中东各国──却另有一番见解，他们大谈特谈“供应安全”──通往市场和消费者的充足渠道，以此确认未来投资的正当合理性（并保护国家收入）。
这个问题调查得越深入，分歧就越大。对俄罗斯来说，能源安全意味著政府重新获得能源产业的“控制权”，并将这份权利延伸到下游领域，掌控那些能提供相当部分政府收入的重要出口管道。对欧洲各国而言，目前最担心的并不是原油，而是天然气，以及针对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而展开的大辩论。对于日本，问题截然不同，它关心的是：在资源贫乏的国土上如何推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继续向前发展。对中国和印度，能源并没有阻挡经济发展的脚步这一点令人安慰，为了促进发展并防止社会动荡，经济的发展必不可少。
而在美国，能源安全有两个中心。一是防范再次出现任何类似中东供应中断的风险；二是实现被反复提及的“能源独立”目标。这一目标是1973年由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提出的。不过，美国进口石油的比例已经从1/3上升至了60%。
那么，支持著“能源安全”论点的原则和政策到底是什么呢？有些原则和政策已经融入了七十年代设立起来的安全系统中，为的是防止或减轻类似1973年石油禁运带来的供应中断影响。还有一个已经被大部分人遗忘了的更宏大的目标：防止出现可能威胁到西方国家联盟的政治和经济动荡。这套系统包括建立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创建战略石油储备(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那样的应急库存、增加交流并获知更多信息、设计一套程序，一旦供应中断可以分享供应渠道（最近的中断例子就是飓风卡特里娜和丽塔）。如果说有那么一条压倒一切的原则的话，那就是多样化的重要性。不论是石油来源还是其他能源的使用，都离不开多样化原则。这依然是任何时候考虑能源安全问题时的基本出发点。
但这一体系必须纳入新的现实。首先，能源安全需要延伸为整个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安全──承认恐怖主义威胁、战争、抢劫行为和自然灾害给这种安全带来的脆弱性。这是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给人们的教训。并非只有油气资源供应具有脆弱性，各种管道、炼油设施以及更重要的电力设施(电力供应是其他一切正常运转的基础)也具有脆弱性。全球供应链今后只能变得愈加复杂。当今，每天由油轮在海面上运输的石油约有4,000万桶；未来15年内，这一数字将增加到7,000万桶。同样时间内，通过海路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将增加两倍。世界上存在几个重要的阻塞点：世界20%的石油供应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和韩国80%的石油供应、中国一半的石油供应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鉴于其重要性和规模，这些供应链的安全需要一种“安全边际”，它还需要各国政府以及政府和企业增加合作。后者并非易事，也不清楚由谁来承担因此增加的成本。
其次，当务之急是将中国和印度纳入能源安全体系。关于美国和中国将因石油问题爆发冲突的说法数不胜数，但这类冲突没有一件是不可避免的。商业竞争不需要转化为国家间的敌对。上世纪七十年代创建国际能源署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要避免各国为预防供应中断而抢购石油。这种竞争当时不仅使西方联盟面临被撕裂的危险，还使油价升至了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七十年代的这一体制创新使各国对石油的争夺转化为更加持久的合作。随著中、印两个巨大(且饥渴)的能源消费国在世界市场崛起，现在需要采取同样的态度。
投资框架自身就是能源安全的一部分。如果要使资金和技术投入到新能源资源的开发，需要具备合理、稳定、可预见的投资体制。那些专注于短期收入最大化的政府与其国内消费者，中、长期而言只会自食恶果。这一点无疑应被摆上圣彼得堡峰会的桌面。
能源安全也应该包括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也应该成为八大工业国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增加了一倍，而同期美国的能源使用量却只增加了25%。中国和俄罗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将为世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这两个国家每单位GDP的能耗量要比美国高很多)，西欧和日本在这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它们的能源利用率可以更高)。
我们在实现能源来源多样化方面可以走得比开发“非欧佩克”燃料远得多。当今，替代性能源的种类更多了，液体燃料不仅可以出自天然气，还可借助生物技术获得，后一种途径的具体方法仍处在实验室开发阶段。
还有一个重要、或许令人吃惊的原则：自我克制。能源供应中断时，人们往往火冒三丈、疑窦丛生，能源市场被操纵的想法立刻冒了出来。在这种环境下，实施政府管制的诱惑将变得非常强烈。不过，有时最有效的政策却是抗拒这种诱惑。巨大而灵活的市场是提升能源安全的减震器。供应中断就是供应中断，一旦这种情况出现，要做的就是使供应尽可能快地恢复。凭借其分散性和灵活性特征，与更具干预主义色彩的做法相比，市场能够更迅速地做出调整。
最后，能源安全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视野。无论怎样谈论能源独立性，事实是我们只有一个全球石油市场，而美国是它的一部分。此外，与其他的贸易和金融市场相比，能源市场更具国际性。能源安全不是独立存在的事物，它是国家间相互关系模式的一部分。这些关系怎样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的能源安全程度。
（编者按：本文作者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是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的主席，他著有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 Power一书。）
香港时间2006年07月11日20:55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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