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刚从欧洲搬到香港时，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从办公室往窗外看，并称这里空气污浊。我以为自己说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却不料同事们把我看成略带疯狂的环保主义者。

香港居民不仅饱受冬季来自中国大陆的烟雾之苦，而且正如美国人所说的，他们正“习以为常”：由于过去30年里空气污染逐渐恶化，让人不易觉察，他们忘记了空气如水晶般透明的日子，而对终日笼罩在城市上空的浓雾习以为常。

三年后，政治环境已发生改变。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外国商会或当地政界人士对香港空气质量表示担忧。一些企业高管为了家人而移居新加坡。

公众十分困惑，为何在邻近的广东省拥有7万家工厂的香港投资者，为了在污染控制措施上省几个钱，就准备毒害他们的孩子。人们也不能理解，为何中国政府拥有近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为了压制不同政见，每天用高科技手段高效率监视数以百万计的电子邮件和文字信息，却不愿解决从工厂和发电厂排向空中的有毒气体。

珠江三角洲的空气污染是个地方问题，但它体现了中国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因经济崛起而对全球环境构成的挑战。这个挑战如此艰巨，以至于对此视而不见的吸引力很大，即便狂热的环保主义者也不例外，就像冷战时期，核冲突的前景之恐怖，使得许多人宁愿忽略这种可能。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维京出版社(Viking)，2005）中得出结论：中国若达到第一世界生活水平的目标，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大致要翻一倍，而人类目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能否持续都有疑问。他写道：“这是中国问题自动成为世界问题的最充分理由。”

中国对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快速加重就是一个例证。温室气体会加速全球变暖，随之而来的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风险。美国是目前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正在推进工业化的中国已位居第二，除非在政策和实践上有巨大变化，中国将很快跃居首位。北京很少有人正视这个变化。正如在华盛顿一样，政策的重点依然是经济增长。

气候变化不论多么严重，通常会持续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因此我们在对此进行辩论方面，会屈从于“习以为常”现象。这一次，媒体确实有对一个重大事件轻描淡写之嫌。艾伦·杜邦(Alan Dupont)和葛莱姆·皮尔门(Graeme Pearman)在气候变化对亚太地区影响的最新研究*中称：“气候变化更广泛的安全影响，被公共政策、学术和媒体极大忽视并严重低估。”

这些情况都不容乐观。但中国还有一些办法可以采用，以限制该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推动作用，正如中国只要有意志，就有办法减少珠江三角洲的空气污染。

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汽车排放方面，最近中国采取了一些全球最雄心勃勃的政策，涉及法规、税收和比美国严格得多的指标。例如，中国正与欧盟展开合作，建造高效率的燃煤电厂，这些电厂将捕获和封存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从而实现真正的零碳排放。

“资金不缺，可利用的技术也不缺，”英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本周在北京表示。“因此，关键是政治上要有独创性，把资金与技术结合起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实施环保政策时，是否跟他们准备宣布这些政策时一样坚决？提出这一质疑情有可原。任何与中国可怕的环保记录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对贾德·戴蒙在准备有关中国的篇章时所怀的情绪感到陌生。他表示，自己的情绪“徘徊于绝望与希望之间，绝望是因为对令人沮丧的细节的反复叙述使人麻木，而希望是由于中国实施已采用的环保措施时雷厉风行”。

毕竟，中国采取行动的动机，在于担忧能源安全以及公众对环境污染丑闻的愤怒，而不是要拯救这个星球。但是，只要北京把我们从全球变暖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并且使香港的空气变得清洁，那就再好不过了。正如邓小平在谈及经济学时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加热地球》(Heating up the planet)，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www.lowyinstitute.org。

( 作者：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6年7月14日 星期五 译者/诸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