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国强制实行一项无线通信方面的国家标准，迅速引发了一场高级别的外交争议。美国对该项计划提出反对，并威胁要在世界贸易组织(WTO)采取行动，理由是它将对主要芯片制造商英特尔(Intel)关闭中国市场。

中国做了让步，但并未放弃其努力。相反，中国转而努力使其标准在国际上获得认可，但结果只是再次受挫。中国代表愤然离去，抱怨有关方面操纵规则来对付中国，但他们继续为此抗争的决心显然并未减弱。

该事件引发了有关全球标准之争的警告——以及挥之不去的猜疑。美国怀疑中国将这些标准作为保护主义武器，以支持国家冠军企业，并削弱美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则谴责美国阴谋压制其作为一个技术先进的知识经济体的崛起。

技术标准也许晦涩难懂，但对其的控制，可以决定工业帝国的兴衰。只要问问微软(Microsoft)、或者索尼(Sony)和东芝(Toshiba)就清楚了，这些企业正为设立下一代DVD技术标准而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它还涉及国家威望。就像中国官员喜欢说的那样：三流企业制造产品；二流企业开发技术；一流企业设立标准。

在这方面，中国有一系列大胆的计划，范围覆盖从第三代移动电话(3G)、光盘，一直到纳米技术以及生物工程的各个领域。为了实现其雄心，中国政府对研究及示范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推动“本土创新”。

尽管意图咄咄逼人，但中国的战略源自于防御思维。中国落入了美国智囊机构全美亚洲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在一份报告*中所提到的技术陷阱。中国缺乏自己的先进技术，其出口商必须从国外获得多数技术的使用授权，往往代价高昂。通过创建本土标准和诀窍，并以本土需求为跳板，可以使国内企业抢先起跑，这提供了一条出路。

然而，尽管中国表明了决心，但不清楚这种“自力更生”的工业政策能否奏效。上世纪80年代，欧洲在信息技术研究项目“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和开发战略计划”(Esprit)的背后也有着类似的思维。但尽管投入了大量的政府补助，却没产生多少有价值的创新。中国的做法还必须解决一个根本的战略难题：除非其它国家采用中国的标准，否则中国所追求的“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可能无法带来全球技术领先地位，而只会导致孤立。90年代初，日本移动通信制造商采用独特的本土标准后，其全球市场份额急剧下降，就是一个前车之鉴。

在北京最终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牌照时，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考验，中国正推行一项与西门子(Siemens)联合开发的技术标准。然而，中国主要的国有网络运营商对采纳该标准的积极性不高，它们强烈推崇美欧开发的其它标准。

这反映出中国业界对自主研发的技术普遍存在反感，此外，明显缺乏共识也突显了两方面的挑战。其一，如何在市场需求与中央制定的战略重点之间达到平衡；其二，参与制订标准的方面越来越多，如何对其进行管理。

中国似乎仍未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连贯答案。正如全美亚洲研究所报告所发现的，中国政府在技术标准方面的行为模式缺乏一致性，在某些方面大力干预，而在其它方面却又几乎撒手不管。中国方面有时候积极寻求外国合作，有时候又对其予以阻拦。

这种让人摸不清头脑的情形，可能反映出了中国在制订标准方面缺乏经验，以及制订标准所需结盟工作的复杂；这或许是缘于存在竞争关系的国有机构之间的分歧或争论；抑或，可能是中国官场那种实用主义哲学的例证：尝试所有的选择，然后采用看上去行得通的方案。更不明朗的是，中国积极推行本土标准，这是否是一种最佳途径，来实现从一个基础制造业经济体发展为先进工业强国的雄心。

尽管中国科技正在迅速发展——这一点从其不断增加的专利申请数量可见一斑——但该国在把创意转化为商业上成功的创新方面，迄今一直令人失望。目前仍然存在许多结构障碍：“象牙塔式”的工程技术教育方式；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薄弱；学术腐败；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有企业在大型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以及风险资本匮乏。

其中的许多障碍根深蒂固，需要采取大胆行动才能消除。但是，除非能够消除这些障碍，否则中国希望在技术标准方面有所作为的决心，可能只会分散精力，甚至走进一条死胡同。

*《标准就是力量？》(Standards of Power?)，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姚向葵(Xiangkui Yao)和谭自湘(Alex Zixiang Tan)。http://nbr.org/publications/issue.aspx?ID=2c5aea9e-ad6c-4a9e-a448-6f471fd22384

( 作者：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7月17日 星期一 译者/陈家易 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