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还是看的光明点，我们今天坐在这儿谈的是钱太多的问题，我们谈的是钱太多怎么花、怎么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不同的问题。我们和其他国家有什么差别，对我们真正挑战的是我们这种情况将来遇到的风险究竟是什么。刚才张老师讲了两万亿储备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我们这种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储备增长最后结果导致什么样的风险，导致最后什么一个动荡来结束或者解决这个事情，我们确实需要研究，这是很大的挑战，这是历史上没有遇见过。历史上唯一一次双顺差在中国发生，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贸易赤字、财务赤字、高额债务、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那时候只要控制通货膨胀、控制财务赤字就能解决这个问题。80年代、90年代亚洲各国的发展中国家都听了这一套，都管住了通货膨胀、管住了财政赤字，开放了金融体系、开放了资本帐户，结果导致大量的热钱流入，导致了财产泡沫，最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日本泡沫的破裂。当时泰国这些国家通货膨胀很低、财政赤字不高，都挺好，结果来了一个财产泡沫，把整个经济搞垮了。
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问题和80年代的日本和台湾很像，大量的热钱流入，这个热钱和那个热钱还不太一样，存款增加、流动性增加，财产很容易产生泡沫。现在我们的房地产这些都是跟这相关的。这种情况下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风险，双顺差累计的结果是什么？尽管有点像当年的日本、当年的台湾，但是还是很不一样。刚才小蕾说如果我们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可能美国突然大幅度贬值，全球不平衡的解决办法就是硬着陆，大幅度贬值怎么了？我们也跟它走，我们人民币也贬值，也没什么问题。那时候欧元出问题了，大家都跟着美元贬值，欧元、日元的问题就突出了。
说我们一万亿、两万亿，现在也不算很亏。人民银行债券1.8的利率，买美元债券可以得3点几的利率，也不亏，我们没有用的更好，这是我们内部的问题，但是背后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现在处在很大压力下，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抬头就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我们出口减少的效果可能一样，是机会成本问题，也没有大不了，问题在哪儿？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这对中国经济学者确实是个挑战。刚才谈得非常好，大家一起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和所有历史上发展中国家都是反，我们的财政赤字很低，财政状况很好，外汇储备很高，顺差、双顺差，资金太多，现在国内储蓄，刚才说的资金多的问题、流动性多的问题，我们的外汇储备一半不是我们自己的储蓄，是别人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变成了央行的资产，变成人民币投资去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儿做好，收益还挺高的，等于是全世界人民借给我们钱，全世界人的储蓄拿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再做点投资，我们资金充裕，我们增长就快。我们现在11%的增长，生产资料价格增长都不高，反过来看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就是11%、12%。首先还是要看看这个特殊问题下有光明的一面，有好的一面，但是要从这里面看到我们面对的特殊的问题，这是对我们的特殊挑战。这是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问题，我想讨论讨论双顺差问题，为什么我们有双顺差，而且这么长时间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刚才老余讲了几个原因，我想再分析几个原因。第一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这间事儿是历史上主要发展中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是我们国家增长的一个特点。也许马来西亚、泰国当时有一点，但是日本没有、韩国没有，台湾一直到80年代末也没有，拉美也不多，因此导致了我们的来料加工出口比重非常大。全世界人都到我们这儿来加工，利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因素和因素加工。因此我们现在的一般贸易是逆差、加工贸易是大顺差。这个因素是历史上新的因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当然需要研究，但是对于劳动力富余的发展中国家，来料加工有它的好处，就业的转移，说到底中国的发展是就业的增长，一切因素只要增加了中国就业的增加，这对中国是积极因素。我们现在讨论的“三农”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最后都归结为剩下的几亿农民能不能就业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币是否升值背后的主要因素。
我想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大国效应。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了全世界人民豪赌人民币升值，把资金都塞进来。全世界人民都想把钱塞到中国来投资，不见得投资人民币升值，投资的是这个市场，这是小国做不到的事情，国际上讨论的时候，那些小国经常说，你们吸引外资你们行，我们不行，他不来，我们市场太小。人家一说13亿人口这个市场不得了，我们的体制改革，确实是在增长，劳动力要素确实不错。要么是制造业公司在中国社厂，利用中国因素。资本投资公司，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所以全世界的钱都想往中国走。这个因素也是其他国家很难有的，这是第二个，为什么我们是双顺差。
第三，确实我们的劳动力素质成本比可能比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好，可能有这样一个因素，再加上中国人多，一进入市场全世界的成本就下来了，我们的竞争力在世界上还是有的。
第四，我们国内体制问题导致了我们的金融体制比较弱，我们对企业监管比较弱、私有产权比较弱，因此总是担心资本外逃，总是担心资本流到外面去，对资本流出的控制一直是很谨慎的，再加上控制腐败，不让钱流到瑞士银行流的太容易，再加上对国有企业不放心、对私有企业不放心，我们的体制确实有问题。国有企业是国家不放心，私人企业是老板不放心。国家怕你把钱洗出去，老板自己不会投，第一代老板不会说外语，雇佣别人投他自己不放心，所以大家对资本往外流心怀戒备，这是我们特殊的特点，印度就没有这个问题，印度当然也有腐败问题，但是印度国有资本不多，私人资本多，私人资本自己控制，印度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有这个问题，我们要长期保持资本的控制、外出的控制。
第五，当年日本、韩国发展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周边竞争不厉害，我们现在发展周边国家竞争很厉害，我们担心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是怕人民币升值以后我们的订单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前几天我们在美国开了一个论坛，他们说我们想多花钱买你们东西，你们怎么不要啊？我们怕的你多付钱给我们，我们不能生产了，你们跑到别人哪儿去买东西。这些既是我们的约束条件，也是我们的特点，我们的劳动力多，不像韩国，我们现在面临的失业、就业的压力作为一个大国确实很难。所以导致现在的双顺差、汇率帐户体系，这里面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又有一些历史进程和体制的特点。
第三个大问题，我们也不光看到我们的问题，看到世界贸易不平衡背后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元体系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这并不抱怨谁，这是客观存在的。世界货币体系，战后基本上是美元为中心，叫“美元标准”，美元最初还有一个黄金标准，其他货币兑美元挂接，美元兑黄金挂钩，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美元要对货币贬值，要对黄金贬值。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对黄金脱钩，以前是假定你拿着美元这张绿纸，找你要黄金，你得给黄金，尼克松一宣布，就不讲理了，当时黄金和美元的比率是280美元一黄金，然后是马克、法郎，一个一个货币要贬值，背后是美国的财政赤字，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美国人的低储蓄率、高负债率等等，这种体制下，美国只要印票子，在全世界买东西，现在美联储自己的报告，60%美元的钞票在美国之外流通，50%以上的美元资产，政府资产由外国人持有，对于美国人来讲这是一个软约束的货币体系，可以任意发放，假定中国广东省是中央银行，广东省可以向全国发货币，广东省一定多发货币，可以向全国买东西，这个原因造成了美元有不断贬值的倾向。铸币税，可以把风险转嫁给你，我们铸币税我们什么风险承担，他的铸币税是全世界分担，现在变成了你的升值问题，全世界都在炒你？而不是炒它？就这么一个体制，卖金融的专家都讲我们的行为就靠美联储的行为，我们是美联储的主席也不发票子，这是很自然的，这是软约束制度下的一个东西。
蒙代尔多年来一直批判这个制度，他老举这个例子，当时美国人，美国的财政部官员对欧洲的中央银行行长说，这是我们的货币，但是是你们的问题。蒙代尔一直鼓吹世界货币回到黄金本位，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一个公共的财产，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私利的东西作为货币的发行，世界历史上没有。当年的英镑是黄金本位的。这么一个制度下，现在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的逆差，而不是中国的顺差，是美元要贬值而不是人民币要升值。我们有我们升值的问题，这两年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是我们的货币工资提高的比较慢，我们的实际能力在提高，我们承担一点责任，但是主要责任是美元承担。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的观点是赞成人民币要升值，但是我不赞成人民币自由汇率，我不赞成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按照市场的压力大幅度升值或者自由兑换就是我们承担全部责任，美国继续发货币。我们承担我们的责任，但是留给美国人一些东西，让它的逆差老在那儿呆着，他也做一点事情，否则他更不去讨论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的太少也不好，我们做的太小也不符合金融乐观要求，但是我们确实不能做的太多，具体平衡来说3%好、5%好不讨论了，有管理的浮动这个制度是好的。
最后再讲一点，也没有大不了，不至于马上出现大的危机，给定美元这个制度，美国人可以持续的贸易逆差要比我们都高，我们要3%的贸易逆差、5%的贸易逆差我们三年完蛋，它7%可以支持十年，因为他发行全世界货币，这里面有国际均衡在里面，我们这种货币体系下的均衡可能就是有美国有逆差，其他国家有顺差的均衡，这个均衡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危险，但是继续恶化下去我们也不做动作、美国也不做动作，我们所有国家都要受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脆弱性很强，我们的受害会更大。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