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的增加，不仅反映出国家提供了更多教育场所，而且反映出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强劲。这一需求源自一个事实：学校教育的经济价值在中国已快速提高。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家庭接受初等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仅在4%左右，大约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个回报率所指的是，每多接受一年学校教育所预期的年收入平均增长率。
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耀辉统计，到1999年，上述数字已翻了一倍多，达到近10%。更高层次教育的回报要大得多。技校教育的回报从29%增加到51%；大学教育的回报从38%飙升至72%；回报率唯一没有提高的是初中教育。
这种回报率的增长，伴随着入学人数的大幅上升，因此到上世纪90年代末，劳动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比10年前好很多。赵女士发现，在这10年间，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了一倍，而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口比下降了三分之二。
最近几年中，这股入学热潮已经加速。1995年至2003年间，高中的入学人数从5100万上升到了1.32亿。2000年之前的5年中，本科毕业生的人数每年仅增加18%，从2000年起，每年的本科毕业生人数翻了一倍，达190万。未来四年中，这一数字还将翻一倍，达到380万人。
对中国的劳动人口来说，接受这些教育的影响将是深远的。目前，劳力短缺问题开始困扰华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工厂，而教育潮流也许是造成劳力短缺的原因之一。这些工厂严重依赖初中文化的毕业生，而且其中大部分工厂10年都没涨过工资。
如上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初中是唯一回报率没有提高的教育种类。因此，毫不奇怪，面对这种情况，只要有可能，学生就会继续读到高中。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毕业生进入高中的比例从40%升至50%，并在2003年跃升至60%。拥有更高学历后，人们进工厂的可能性降低了，或者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接受工厂业主开出的条件时会更加挑剔。
有关中国教育体制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能否进入大学取决于一个国家考试制度。尽管绝不会完全公平，但这个制度至少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种教育机会的相对平等，仍是中国与其它收入不均程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之一，尤其是印度和拉美国家。那些国家通常有层次分明的教育体制。在这种制度下，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为精英阶层服务，并向大学输送生源。较穷的人不得不凑合进入资金匮乏的公立学校，这些学校不提供高等教育的通道。结果，这些社会的收入不均状况根深蒂固，而且社会流动性受到限制。
相对来说，虽然中国存在严重的的收入不平等，但也有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因为在中国，人们普遍可以接受标准化教育，并可参加集中的大学入学考试。维持这种流动性将是未来数十年中的一个重大挑战。但中国已经开了个好头。
《中国经济季刊》是一份独立的财经刊物。自199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和商业环境。该刊物的主编、资深财经记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和阿瑟•克劳博(Arthur Kroeber)积累了25年的新闻经验。该刊物还登载专攻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和记者的文章。乔•斯塔威尔是《中国热》(The China Dream)一书的作者。本专栏每双周一在《金融时报》独家刊登。
译者/李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