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你认为中国的行为方式开始更像其它大型经济体时，有些事情会跳出来提醒你情况并非如此。说明这一现实的最新一件事，就是有消息称，中国共产党正在80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让自己正更深入地渗透到企业当中。

乍看起来，这好像是历史的倒退。过去25年间，各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使得国家对中国经济令人窒息的控制——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党对经济的控制——得到了放松，并让私营企业家的能量得到释放——据估计，中国目前的产出总值三分之二来自私营企业。所有这些成就，现在都面临着官僚“抢占”的威胁吗？

答案其实更加复杂。政治权力与私人资本之间的这种暧昧关系，是始于2002年的一项进程的最新发展。党相当善于转变政策，而当时的转变，就是摘除企业家头上戴了几十年的“人民公敌”恶名，并正式邀请他们加入党的阵营。成千上万企业家迅速接受了邀请。

党的动机不难理解。毫无疑问，它优先考虑的是监督新的财富创造者阶层，并确保他们有一天不会成为反对领导层的来源，而这个领导层执着于镇压任何有可能危及其权力垄断的潜在威胁。跻身现代化力量之列，还能使党为其呆板的公众形象平添些许活力，并将企业家们的成功算作自己的功绩。

更有意思的问题是，私营企业能够从中得到什么？简单的回答是，这有利于做生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迄今的市场化改革的局限性。中国经济也许已经开放，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逐步废除，竞争机制已建立，国有股被出售。然而，关键的控制权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你需要银行贷款、外汇、新的厂房用地或是稀缺原材料的话，那么，在中国，你需要认识“正确”位置上的朋友。而最大的朋友莫过于党。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的行为与世界各地的资本家类似，都是借助体制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只不过在中国，这个体制范围更广，也更加包罗万象。西方的银行家和商人领会到了这点，同时也明白，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或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不知廉耻地取悦当权者很重要。

但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多数西方商人多少意识到，政府作为裁判员的角色，与他们自己作为参赛者的角色，应该是分开的。这就造成了双方关系的内在冲突。

但这种区别在中国要模糊得多。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曾于2003年发表了一份很说明问题的针对私营企业家的系统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调查者认为自己不是国家的对手，而是合作伙伴，为同一个总体目标而携手并进。

联结二者的共同利益是物质层面的致富。对于意识形态贫乏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其统治的合法性 —— 乃至其生存 —— 取决于它能否为渴望自我改善的国民带来不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活力的工具，私营企业家希望获得利润和增长。

此外，中国商人似乎满足于继续主要充当经济动物——事实上，他们下定决心这么做。一位曾任教于中国顶尖商学院的外国教授表示，他注意到学生视野之狭窄——他们仅关注自己的职业抱负，毫不犹豫地接受现行的政治秩序。尽管党总是担心潜在的挑战者，但中国没有像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原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译者注）这样的人物，而且似乎也不太可能冒出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让很多外国观察人士清醒的消息。他们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的日趋繁荣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最终必将产生政治改革压力，就像在韩国、台湾和东亚其它地方已经发生的那样。“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这句广为流传的格言，似乎在中国找到了反证。

即便如此，这种新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也孕育着诸多风险。其中之一，就是它将导致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现象日益增长，并削弱管理者有所建树的动力。同样，在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正在引发社会紧张和抗议之际，党伸出双臂欢迎拥有特权与金钱的少数群体，可能引发政治反弹。

然而，这种安排的最大弱点，也许是它将过于成功。在带领广大人民摆脱贫穷方面，中国的成就值得称颂。但是，当今中国对物质收益的一味追求，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发户心态泛滥，总有某些缺乏灵魂的畸形特征。

一个国家除了物质财富以外几乎什么都不提供，还限制其它形式的个人自由，就会在公民生活中创造一个真空。人们总会设法填补这个真空。征兆之一就是宗教崇拜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在允许范围内。还没有理由推测，这种趋势预示着人们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出现高涨。但它确实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渴望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基于利益关系的联姻以外，诞生一种统治体系，为人民提供比收入增长更多的东西。

( 作者：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6年7月31日 星期一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