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是这样的：货币是物品或服务的象征物。一种货币的购买力，是以个人拥有货币的比例为准绳的。因此，对任何个人来说，货币越多，他能支配的资源就越多，因为他的“持币比例”较高的缘故。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货币总量”是多是少都无所谓，即使把货币总量翻番，也一点不能提高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
你把一张10元的票子烧掉，就立即降低了一国的货币总量，增加了世界上每一个持有这种货币的人的“持币比例”，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这样做善事，只费一根火柴，只让上帝知道，就可以惠及不同性别、肤色、年龄和职业的人群。
有人说：不对，货币少了，中央银行还会多印一点出来。我回答：银行多印10元，确实又把每个人的购买力打回原形。政府拥有发钞权，不征税也能靠发钞来开源，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假如中央银行加印10元，就确实向公众“夺回”了10元，但我们还是不能倒过来说，烧钱的人当初并没有“捐”出10元。
不过，真有人这样行善吗？可能有，但我没见过。我们看到的行善，绝大部分都是捐助人要求大事张扬，且捐款必须用于专指项目的。这是人性，我不非议。我只是要指出，很多人以为“行善”行为的存在，是对经济学“自私”假设的否定，那是大错特错。
行善的人也是自私的，他要购买自己喜欢见到的结果——不留自己的名字他不捐，钱不花在自己指定的项目上他也不捐。我虽然穷，但也时不时出钱出力搞“读书有奖征文”或“经济有奖问答”活动。为什么？因为我喜欢见到更多朋友懂经济，喜欢见到浅薄而流行的观点被更多人抛弃，喜欢见到我的钱用在刀刃上。自私也！
怎样使用善款，以致使钱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地产生捐款人乐见的效果，是一门深湛的学问，而且往往比如何赚钱来得困难。我由衷佩服盖茨（B. Gates），就是因为他不仅能赚，而且会花——他付出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管理和使用善款，最终令巴菲特（W. Buffett）委托他管理自己的善款。
行善的困难在哪里？首先，你不知道行善的对象在哪里、他们最需要什么。你可能认为穷人最需要的是牛奶、面包、学费和药费，但如果你不给他们实物，而是把等价的钞票交到他们手上，他们可能会先去买包烟、买杯酒、或买双好看的球鞋。深刻的问题是：行善究竟是要最大程度让受益者幸福、还是要最大程度让捐助者幸福？
行善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不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为了消灭疾病，最有效的办法是购买疫苗免费派发、还是资助医疗队下乡、还是建设疫苗研发实验室、还是投资自来水输送工程呢？要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平，最有效的办法是到校园里盖一幢楼、还是送一批书、还是多资助几个海归教授，还是直接给学生提供留学的资助？
行善的第三个困难，是非盈利机构的人员比盈利机构的人员更难管理。“非盈利”机构只是一种注册形式，而其职员并不是“非牟利”的。盈利机构里的人员，究竟是否称职，往往还比较容易考核，因为最终能以利润做指标；非盈利机构里的人员，因为机构的目标模糊，许多低效率的行为，反而容易掩饰。这就把围绕行善的讨论，带到关于“委托－代理”的制度经济学上去了。
2006年8月1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