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风险，我们应采取何种行动呢？一些人的答案是：什么都不做。而另一些人则答道：放弃使用化石燃料。前一类人认为，所谓气候改变不过是个骗局。而后一类人则将其视为头等大事。我认为，这些极端的观点都无法令人信服。我们是应该采取某些行动，但问题仍然是：应采取何种规模的行动，以及如何去做。

在我们的反应中，“适应”肯定占了巨大的比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百万分之一），增至目前的380ppm。要避免浓度进一步上升，应当在一夜之间将排放量降低60%。说服人类如此大幅度地降低化石燃料的消耗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具有压倒性的可能是，随着数十亿人奔向高能耗的发达国家生活方式，二氧化碳排放量会进一步大幅上升。不论石油或天然气的情况如何，单以煤炭资源之丰富，就足以保障能源消费如此大幅的增加。

如果说“适应”在所难免，“减排”的逻辑也很难推翻。我们可以通过降低经济的能源密集度、从使用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以及捕捉并封存排放物，来降低排放。在最近一份有意思的报告中，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克劳斯•莱克纳 (Klaus Lackner)和杰弗里• 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即使每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每年降低1.5%，全球对一次能源(primary energy)的需求到2050年也将增长2.8倍，到2100年将增长4.3倍。到210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800ppm，几乎是工业革命以前的3倍。人类将是在进行一次危险的大规模气候试验（见图表）。

有没有可能既抑制这种排放的增加，同时又能满足全球日益增多的人口对于能源的渴求？答案是：有，但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完成了一份技术可能性的新报告，看起来十分诱人。*该报告设定了一个基准预期，即2050年之前排放水平将比现在高一倍以上。大力推广或多或少已经存在的技术，有可能使相对于该基准的排放量减半。但排放仍会在目前水平上再增加6%左右。只有在科技发展进一步提速的情况下，在2050年前排放才会比当前的水平低16%。即便如此，届时二氧化碳浓度仍会远远高于目前的水平。**

在利用现有技术而降低的排放中，将近一半源自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见图表）。第二重要的原因，是对碳的捕捉和封存，这部分在降低的排放量中占到了20%。利用生物资源及其它可再生资源发电（如风力、太阳能），将占到排放量降幅的8%，而核能与交通运输中的生物燃料各占6%。国际能源机构更为乐观的设想是，在氢能利用方面出现巨大进展，同时，其它低排放技术的成本也以更快的速度下降。

要想促成这些变化，最好的政策是什么呢？它由三部分组成：大力支持有潜力技术的研发工作，强制实施监管标准（例如，在新的煤电项目中，坚持碳捕捉及封存），最重要的是，使碳排放成本高昂。可交易排放许可制度或征收碳排放税，都是实现最后一个目标的备选方法，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建议，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付诸实施。

耶鲁大学(Yale)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根据后一种方法，各国可以对碳排放征收统一税，但可以保留这部分税收。富裕国家以补贴价格转让减排技术。贫困一些的国家可以降低该税赋，而最穷的国家则可以免征。此外，免费搭顺风车者可受到制裁。

这种做法有什么益处呢？首先，全球范围内碳排放的边际成本可以为人所知、能够预测，并相当地统一，而不像在排放许可交易框架下那样波动不定。其次，没有必要设定武断的基准。第三，不太需要进行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转移。第四，碳排放税可用于降低其它方面的税赋。第五，与颁发给排污企业的可交易排放许可不同，税赋可降低大规模腐败的动机。最后，现行的燃料税亦可算作碳排放税。

反对征税做法的主要理由是，它们未必能实现某一个特定的减排目标。这是多数环境保护论者和多数经济学家态度上的根本差别所在。正如诺德豪斯教授所言，撇开成本不谈，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排放水平。

在这里我们需要进行某种成本-收益分析，而在分析中，我们认同这样一个条件：阻止全球变暖的目标将不会（也不应该）凌驾于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其它所有目标之上。不过，对降低极端事件的风险运用较低的社会贴现率(social rate of discount)与较高的效益是合理的。其结果可能是，碳排放成本高昂，同时大力鼓励减排。诺德豪斯教授建议，对每吨碳排放征收大约16美元的税，不过这个数字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增长。美国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威廉•克莱因(William Cline)则主张，应对碳排放征收高得多的税，每吨为170美元，2100年将增至每吨600美元。以每吨170美元计算，全球现在能够征收到大约1.2万亿美元的税收，相当于全球GDP的3%。****

那么，我们正处在气候变化的哪个阶段呢？我们处在一个能源需求日益上升的世界。我们处在一个适应和减排的代价都十分高昂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我们处在一个缺乏有效的能源战略的世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项政策。大力投资新技术，并就征收统一的碳排放税凝聚共识，将是一个真正的起点。但就算是这些目标，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地实现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可持续能源的强大战略》(A Robust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Energy)，来自《布鲁金斯经济活动报告》(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2005, www.earthinstitute. columbia.edu；

**《能源技术观察》(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www.iea.org；

***《京都议定书之后》(Life after Kyoto)，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论文11889，2005年12月，www.nber.org；

****《迎接全球变暖的挑战》(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Warming)，摘自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著作《如何花费500亿美元让世界更美好》(How to Spend $50bn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年

作者邮箱martin.wolf@ft.com

作者简介：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编辑 (associate editor)和首席经济评论员。他对全球经济有着精辟的深刻分析，获得了国际上各界广泛普遍的承认赞赏。在 2003 年度“最佳商务记者奖”评奖中，他荣获“十年杰出成就奖 ”。沃尔夫先生197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然后，他到世界银行任职工作，并于1974年出任世行资深经济学家。1999年以来，他一直是每年一度的 “世界经济论坛 ”的特邀评委成员。

( 作者：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6年8月3日 星期四  译者/陈家易 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