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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中国制度再阐释—覆萧满章
作者:张五常  来源:东亚经济评论   发表日期: 20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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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此前在这里发表过四篇关于中国的地区制度的文章,主要是解释为什么地区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其它国家没有出现过。这激烈竞争起于九十年代—我称之为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中国经济持续急速上升那么久的主要原因。不要忘记,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几年通缩,而考虑到同期的产品质量急升,大部分没有算进物价,这通缩其实很严重。任何宏观经济理论都说这样的通缩,经济增长会大幅缓慢下来,甚至倒退。但没有,当时的增长率还可保八,而把质量提升算进去,增长年率应在百分之十以上。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奇上加奇。我的解释,是地区竞争制度发挥功能。
读者对上述四篇文章反应好,但不少说不完全明白。萧满章也说只懂八成。萧老弟的经济学不简单。他差不多凡书必读,理解力强,跟侯夫子一样,懂得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他不完全明白,我要再分析一次了。转换一下角度吧。分析其实是浅的,但非常复杂,因为牵涉到好几方面的理念与论点,其中不少前人没有说过。可以这样说吧:要不是有关的几方面自己刚好作过类同的研究,我不会找到答案。

还是分点说,这次出发点不同。

(一)萧老弟与佛山李俊慧一致认为,高斯赞同我提出的农民竞争例子是他们开始明白中国制度的重点。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经济研讨会上,一位后来获诺奖的朋友提出,公海渔业如果私产化,只能有一个业主,所以渔业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价。我当时立刻反驳,说如果世界上的所有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使用,农民互相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是竞争市场之价,不是垄断价。高斯当时在旁,说我对,之后再说我对好几次。我当然对,但不是浅的对,否则高斯不会想了许久还旧“对”重提。对得深,因为有不少陷阱,读者要细心考虑,细心消化了。

(二)与上述的农民竞争性质有别,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主要是招商抢客。外来的投资者他们待以上宾之礼,提供种种方便,在经费的局限下推出文化、娱乐、培训等服务,重视六通一平等基建,而又因为工人不足搞不起工业,土地不值钱,他们对外来的工人是友善的。协助厂家招工他们做得起劲。这些是地区激烈竞争的手法,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竞争出现了。

(三)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国家的所有土地。两权分离。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以承包方式判出去,其实是租出去,通过省、市、县等,早期称层层承包。时间我拿不准,但重要的地区竞争发展应该起自邓小平一九九二南下之后,其中一个重点是土地的使用权落在县的手上。

(四)县与县之间的土地划分得清楚,而没有土地的使用权等于没有经济权力。中央把经济权力下放得多,下放得快。今天,除了外交、军备、货币、县之外的公共设施等,其它经济权力基本是在县之手(外间批评中国不民主的言论,一般显示不识中国的制度)。中央与省上头提供土地使用的规限,有弹性,县对土地使用的决策有很大的周转空间。

(五)一个县可以看为一家商业机构,或公司,或企业,拿着土地做生意。有二千多个县,等于一个大地主把土地租给二千多个农户(不要忘记竞争性质有别),地区竞争是县与县之间,打生打死县是主角。

(六)虽然中国的增值税(指value added,不是capital gain)起自一九八四,修改算法是一九九四,我不能肯定什么时候变为今天的明确是地租。今天的工业增值税是地租。一个厂家到一个县买地,付一个价买土地的使用权五十年,可以看为一个固定租金。除此之外,工厂产出要付增值税,可以看为土地使用的“佃农”分成,有没有钱赚也要交出。一个固定租金(买地五十年)与一个分成租金(佃农制度也)是世界所有大商场采用的合约形式,中国的安排不谋而合。因为增值税是租,只要竞争广泛存在,收得愈多代表着土地使用愈有效率。这与大商场使用的看法是没有分别的。

(七)工业增值税抽百分之十七是全国划一的(解释过为什么要划一)。县留成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其余上缴。这等于县收产品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于是,一个县下面与厂家分成,上头与市、省、中央等分成。实际上,县把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上缴,不管上头怎样分。上分成下分成,一律是佃农制。

(八)在竞争下,佃农分成可以达到最高边际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是我当年推翻前人之见的一个要点。问题是分成率(税率)需要变动,因为县与县之间的情况不同。增值税(分成率)划一不变使我头痛了一年。后来恍然而悟,因为知道不同地区的工业地价可以从数十万一亩下降至负值。一个县投资九万一亩(收地加基建)有权免费送出去,再不够可与厂家分增值税。县不傻,可以从税收分成赚回来。这就是马歇尔注脚的再阐释与补充:如果地价或地主投资可以有足够的变动幅度,分成率可以不变而土地使用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

(九)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原则上是与县合资做生意。买地合约是一张合资合约。因为是佃农制,与我四十年前研究过的佃农合约一样,作为“地主”县重视投资者落本多少,用途是什么,何时动工等。批评县“干预”市场的言论是胡说八道。

(十)除了长三角与珠三角等吉地,六通一平的工业用地,差不多所有其它地区在地价上都要亏蚀。另一方面,只要交通好,蚀地价,穷乡僻壤大部分可以从增值税的分成再分成赚回来。如果北京完全不约束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转作工业用地,从地价看,所有工业会集中于这两区,其它地区工业莫问。长远看,要鼓励整体发展,北京约束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农地转为工业用,难以厚非。

(十一)月是故乡明,民工荒这几年—尤其是珠三角—来得严重了。交通公路的迅速建造,加上地价的差距,是我推断中国工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会转到农村去的理由。这种大势推断我从来不错。

(十二)佃农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县的生存要靠招商有法,分成是愈搏命愈分得多;县的成就是企业成就,做得好有奖金;升官不论,企业工作有成不愁市场不招手。这些加起来是竞争激烈的原因。

(十三)土地转用途转得八八九九时,工业招商到了一个均衡点,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招商会平静下来。那大约是十五至二十年之后的事。到那时,竞争招商会转弱,但制度的本身是竞争性的,增值税制不变,竞争的重点会转向产品增值那边去。这样的竞争路向是提升科技水平。不是说今天中国的产品没有科技,而是科技的急速提升,会因为地区竞争产值提升而变得明显。这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第四阶段,大约十年后开始吧。

说过了,这类大势推断,因为掌握了局限的转变,我从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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