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就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切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6点要求。7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坚决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
但这两年的现实表明，中国经济在宏观调控下，越调越高。在目前经济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究竟应如何选择？本报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访谈
经济观察报：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很快，引发过热之忧。海外人士批评中国政策制定者，面对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倾向于采取一些“不到位”的措施，您的观点呢？
林毅夫：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中投资增长过快，这个判断基本正确，与国内学者的看法一致，今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8%，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这个远远高于年初的预定指标，而且从第二季度开始投资有加速的势头，确实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否则会使已经凸现的过剩生产能力的问题更趋严重。
但是认为我国“倾向于采取一些不到位的措施”的看法我不敢苟同。这些看法认为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提高利率、汇率，让市场价格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对此国内学者也有很多争议，但这种判断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基本均衡，在相对均衡的条件下，如果投资增长很快，经济很热，贷款利率提高，投资成本增加，投资就会减少，同时储蓄利率提高，消费就会减少，经济就不会那么热，如果贸易顺差很大，提高汇率，出口就会减少，进口就会增加，顺差就不会那么大。
新古典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经济是基本平衡的条件上的。可是，如果经济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样的边际调整的政策就不见得有效，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在1930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供给全面大于需求，物价不断下降的严重结构失衡的条件下产生的。如果出现了很大的经济失衡，用新古典理论依赖市场的边际调节的手段不够，就需要用政府的干预来对市场进行直接的调节。
中国的宏观政策是不是到位，要看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据，应该用什么样的理论，关键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
我想中国目前产能过剩是相当凸显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投资增长29.8%，需求增长13.3%，都是很快的，但是，1-6月份物价指数却只有1.3%，照理投资和需求都增长很快的情况下，物价应该会涨得比较多。一般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增长都比较快的时候，物价会增长比较快，这个时候提高利率，减少投资和消费需求是到位的宏观经济措施。但我们的情况不同，在这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用新古典的手段以价格调节为主，会面临两难的局面。
比如说提高利率，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提高贷款利率，同时提高储蓄利率，提高贷款利率可以抑制投资需求，提高储蓄利率会减少消费需求，会使绝大多数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一种是提高贷款利率，不提高储蓄利率，这样虽然不影响消费需求，但是利差变大，会刺激银行贷款的积极性，这跟我们控制信贷扩张抑制投资需求的目标是矛盾的。同样，用提高外汇来调整贸易顺差也会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上半年我们外贸盈余增长很快，一般的解决办法是提高汇率，但是提高汇率出口就会减少，进口也会减少，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在产能严重过剩，结构很不均衡的经济中，这些所谓到位的政策措施，其实是不到位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对症下药，不能用这些简单的办法。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投资增长为什么会超过预期？
林毅夫：我看最近我国投资过快，有正常的原因也有改革不到位的原因。正常的原因：一是我们还处于工业化的早期，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的空间很大。投资机会很多。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很好的工业基础和产业群聚，很多外国企业把中国作为出口基地，同时国内市场扩展很快，加入WTO后，吸引了很多以进入中国市场为目的的外国投资，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出口，一方面减少了进口。三是收入和城市化率增长快，房地产市场，大家预期会成为支柱产业，增加这方面的投资。
除了这些，投资增长过快，也有政策性和体制性改革不到位的因素。
一是金融是以大银行为主，而且主要集中在四大行，一般小项目很难融资，银行倾向对大项目融资。从国内看，有利可图的大项目轮番出现。80年代的家电，90年代的手机，后来是房地产、汽车、建材、能源等，这种轮番出现，而资金又集中在大银行里，就出现了某些行业投资轮番增长过快的情形。
二是跟地方政府的行为有关，地方政府不仅提供公共服务，也参与了经济。政府官员的考核主要以GDP为主要指标，会刺激他们的投资行为，同时与税收安排也有关，目前是生产型的增值税，这是地方的主要财源，地方政府就会增强鼓励投资的积极性。
三是与外资外贸政策有关，改革初期，我们是既缺资金又缺外汇的“双缺口”发展中国家。所以采取了鼓励出口和外商投资的政策，这些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1994年以后，我国就一直是“资本和经常账户双盈余”，同时国内资金在储蓄率高的情况下，资金也不短缺，但是我们还是继续采取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
四是与房地产需求形态有关。目前房地产的市场表现一是房地产的价格偏离了国内居民的承受能力;二是以大户型为主。这个跟国内和国外的两种投机行为有关：我国一些有钱的人，把购房作为投资，买来的房子空着没人住，属于投机性需求；同时，我国允许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成为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下的一个漏洞，有些外资为了投机人民币升值，而投资于房地产，这些投机需求自然以大户型为主。
经济观察报：面对这么复杂的投资增长过快的原因，解决的办法呢？
林毅夫：在中国这么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就很难用简单的价格手段来调节，而必须用综合的调控手段包含了市场的、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而且，目前，在经济、金融、外贸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也应该进行一些体制性的改革，既解决当前的问题，也解决长远的问题。
如何来控制投资增长过快，在目前的情况下，用利率政策会遇到我前面讲的两难。这种情况下，应该运用公开市场的操作包括窗口指导等，减少货币的流动性。其次，应该严格市场准入以及企业的贷款条件，包括自有资金的比例。以前，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明，像格林斯潘那样纯粹用利率手段来调节国民经济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健康的银行微观行为。
其次，解决现在的投资总是集中在某些行业内的最好办法从长期来看是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短期来说，要要求商业银行加强落实国家对已有的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政策。三是，要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包括对土地的总量控制和招拍挂政策，将生产型的增值税改为消费型的增值税和按科学发展观改革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
四是要改革现有的外资和外贸政策，这些在双缺口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政策发挥了很好的历史作用，但是，现在应该根据新的情况进行调整。出口退税要分类分项进行调节，对于吸引外资的目标也要调整，给内外资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提高引进外资的目标，而不再只是重视外资的数量。
五是要抑制对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对于使用性的需求是应该保护的，但是对于投机性的需求应该控制。除了现有的调控政策外，我认为应该增加物业税和资本获益税的征收，以抑制投机。
从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来看，有些是长期性的改革，有些是针对短期行为的调整，我觉得这样才会有效。这不是不到位，我觉得是更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理论的前提必须和存在的现象背后的限制条件一致，这样的理论才对现象的解决有指导意义，我国的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因此，以均衡为前提的理论对我国的政策的借鉴意义不大。从凯恩斯主义我们知道当经济的结构严重失调时政府要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但是，即使凯恩斯主义也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因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前提是需求严重不足，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投资增长过快，产能严重过剩，凯恩斯主义要解决的是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而我国要解决的是控制投资在某些行业的轮番过快增长。所以，在讨论我国的宏观政策时，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简单的根据哪种现成的理论来作为政策的依据，而是要分析具体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