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放在清理上半年新开工的项目上，这是有依据的，据有关方面提供的资料，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项目多达9．9万个，同比增加1．83万个，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2．2％，其中６月当月新开工项目就达3．14万个，６０多个行业中有３６个行业投资增幅超过40％。
其实，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去年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信贷、土地、环保、计划等，可是，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速度还这么快呢，甚至比没有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以前还要快，为什么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都无法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呢，值得我们思考。
国家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逐项清理上半年“亿元级”新开工的项目，这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一种手段。但是，这一手段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还值得怀疑，因为，清朝的力度再大，也只是“事后诸葛亮”，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事实已经形成，可能出现的损失也已经造成。要真正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必须找到过快增长的原因，只有找到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笔者认为，造成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换届之年形成的不良政绩现象。虽然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级级都在学习强调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在理论上、会议上、文件上说说写写的，一旦到了实际工作中，这一切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就变得一钱不值了。特别是今明两年适逢党委、政府换届，按照以往的经验，换届之年一般都要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GDP、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才能在换届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为晋升、提拔等创造有利条件。于是，从换届的前一年开始，就着手考虑重要经济指标的设计问题了，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衡量政绩的最重要经济指标之一，当然就成了地方党委、政府追求的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了。事实上，在历届的换届选举中，这种办法也确实对某些领导的晋升、提拔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指望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惯例，要打破这一现象，必须首先打破惯例，要打破这一惯例，首先必须改革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干部考核办法，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科学的发展观。
第二，政令不畅通。政令畅通，这是中央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只有政令畅通，才能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不仅会引起一系列的经济问题，还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引起经济的动荡和社会的不稳定，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损失。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很惨痛的教训。但是，面对政令不通，中央的各项政策措施得不到落实，我们应该进行反思。在这里，笔者不禁想到2003年的“非典”防治问题。当时，在全国“非典”疫情已经十分严重、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央要求各地高度重视，严密防范，可是，很多地方根本没有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以至于延误了疫情防止的最佳时机，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财产损失和人民生命安全。眼看着依靠文件、会议没有效果，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处理了两位高官，这才引起了各地的高度关注，从“官帽”上“调动”了各地防治“非典”的积极性。从“非典”防治的事例中，我们是否能够吸取些什么呢，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问题上，是否也可以从“官帽”上寻找一些突破口，对那些对中央要求不闻不问、充当耳边风的地方党政领导，下他几个，处理他几个呢，也许，对某些干部来说，他们的“官帽”比起中央的政策来，要“重要”的多。
第三，习惯于“先宰后奏”或“边宰边奏”。“先宰后奏”、“边宰边奏”曾经被一些地方作为经验向各地推介，他们选择“先宰后奏”、“边宰边奏”的理由，就是国家对项目的审批程序太过复杂、效率过于低下、工作人员态度过于恶劣，特别是到了中央有关部委，审批的难度、审批的复杂程度更加让地方难以接受，让项目难以等待。对于地方来说，项目审批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项目从申报到批准下来，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两年，有的项目，等到审批完成，国外早已建成了。因此，为了避开审批，加快项目建设速度，于是，一些地方便采取“先宰后奏”或者“边宰边奏”的办法，以逃避审批或者以此来逼迫有关部门加快审批速度，而且，这种做法屡战屡胜、屡屡有效。一个地方这样了，其他地方也就照搬。项目审批是这样，土地审批是这样，环境评价也是这样。全国到底有多少项目没有经过审批，多少土地没有经过审批，可能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说得清楚，尽管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多次调查，又有几个地方如实申报了呢。我们说，项目也好，土地也罢，在申报审批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程序复杂、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决不应该存在这一问题，就可以逃避审批，就可以无计划地建设、投资，如果全国每一个地方都这样了，那么，中央还如何管理、如何调控，全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就会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就会出现无序状态，最终的结果就是国民经济彻底崩溃。所以，对于“先宰后奏”、“边宰边奏”的现象，必须彻底打碎，彻底消除，对这方面问题严重的地区，一定要严肃处理，不仅要追究地方党政领导的党纪政纪，对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因为，凡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地区，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下，必然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第四，中央有关部门的“默许”。大家知道，“跑部进钱”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特色，也成为地方竞争的一大特色。向中央有关部门跑项目能够进钱，跑土地能够进钱，跑其他东西也能够进钱，只要能够打通中央某个部委的关，多多少少都可能获得一部分利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每到中央开“两会”、“党代会”时，首都的各大宾馆、饭店都是爆满，各部委的大大小小官员，也是忙得不亦乐乎。为什么，各地都在趁主要领导在京开会期间，纷纷到中央各部委进行攻关，名为拜访，实为跑项目、跑资金。事实是，这些攻关，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些项目得到了中央部委有关领导的默许，有的则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有的则有资金的承诺。部委默许了、肯定了、承诺了，自然地方就敢于建设了，审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至于这些项目是否应该建设，是否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是否已经投资过剩了，谁也不去进行认真的论证，全面的考虑。“跑部进钱”、“跑部进项目”也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那么，对这一问题，中央是否意识到呢，是否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呢？中央是否可以在“两会”期间、党代会期间作一个暗访，看看有多少地方派官员在中央跑项目，有多少官员接受了吃请礼收呢？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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