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祝福。我这一辈的人平均寿命在七十以上，可到六十之后才作最后冲刺。昔日的经济学天才史密斯、李嘉图、米尔等人，壮年时写下了巨著，不再染指。就是十九世纪末期的马歇尔也大略如是。人均寿命不到五十岁，选择不多。今天呢？几位八十多岁的师友还在搞他们的最后巨著。九十四岁的高斯的算盘打得太尽，看来是经济学的大损失。
我也打自己的算盘，于今回顾，算得准。让我在这里说说，好叫后起之秀——那些要搞创作的——能参考一下，数手指时懂得怎样算。
先谈经济学吧。二十三岁才进大学读本科，赶呀赶，三十一岁博士，三十二岁发表《佃农理论》。之后七年发表了六篇今天还常被引用的文章。那是我在经济学上的创作全盛时期。跟着做了六年石油合约研究，可观，但是顾问工作，不能发表。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八三年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之后到今天，比较重要的英语文章只有四篇，但中语文章不计其数。
回港任职后英语文章发表不多，惹来非议。批评的说我放弃了学术——他们自己没有说过半句可以传世的话，不知学术思想为何物——就连一个我自己提拔的学生也到处那样说！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学术的悲哀。能在国际名学报发表几篇文章不等于有学问，更不等于可以传世，但今天的次级大学就是鼓励这种无聊玩意。
忍气吞声，不是因为忘记了怎样写英语，而是可以在名学报发表的题材太多，又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远比需要碰运气的诺贝尔奖重要，加上《信报》林山木的鼓励，就决定学中文而动笔了。然而，那么多的好题材，想好了的，不能不处理。我于是决定在退休后以一本书的形式全部写出来。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决定了。
决定写这本书，空余时间在街头巷尾跑，涉及的行业及现象不计其数。二○○○年，我终于因为古文物的研究而找到了为什么竞争市场会讨价还价的答案。那是一九六三年我向老师艾智仁提出的问题。他答不出，我或断或续地想了三十七年。
二○○○年底我决定完成那有概括、综合性的长篇论著。一九八九年开了头，写了大约二万字，因为母亲的病而停止。卷土重来，这次一口气写了三十一万字：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功臣是《苹果日报》。每星期一稿三千字，写了两年，其中深入的地方一个博士也要读几遍，但《苹果》照登无误。
这就是了。《经济解释》完工后我感到在这门学问上走到了尽头。要求续写宏观经济的不计其数，但我筋疲力尽，也认为在经济研究上不需要再对自己交代了。外人的评价重要吗？当时没有想过，但完工时自己很满意。后来知道国内的经济学子差不多必读，从電腦打印下来再影印的版本无数，可以传世的机会肯定，当然更开心了。
相比之下，我的第二项玩意——经济及其它中语散文——就不能给我类同的满足感。为期长达二十一年的千多篇文章——某程度每篇都是论文——不是开玩笑，而读者的数量与反应皆难以苛求。问题是没有最后冲刺这一着，对自己没有一个痛快的交代，就不能站起来仰天大笑了。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今天搞学术的转向写文章而不写书。写文章不容易有大冲刺的痛快感。可能因为人均寿命长了很多，而为了生计要对大学交代，对自己的交代就管不着了。想想吧。要整理自己的英语文章而出一本巨册结集，好几年了。半年前编排好了目录次序，还未有价捧场客也要寄订金来，但总是提不起劲亲自作最后的整理。整理发表了的文章，不是新创作，不会有一个痛快的满足感。
年多来重操摄影故技——第三项玩意——一口气凑够作品出版七本书。这些作品有自己满意的水平。问题是，虽然过程中有进步，总是觉得没有达到自己可以做到的尽头。另一方面，每本新出的摄影集给自己的满足感越来越少。午夜思回，老是想着从哪里来一个摄影大冲刺，给自己一个可以站起来大笑的交代。
奇迹终于出现了。我写过的九寨沟与黄龙之行，四天所到之处，无不尽善尽美。这使我放胆地把自己的本领全都搬出来。一百三十帧作品既全面，变化也多，而最重要的光的运用更是得心应手。虽然事后觉得当时不应该那样珍惜胶卷（曝光只三百六十次），或在珍珠滩的瀑布下应该多花半个小时，或在黄龙的绝妙雪景中不应该跑去观看众人皆赞的世界名景，但作品的整体分明是一个痛快的冲刺，不容易超越，达到了自己搞摄影艺术的一个尽头。
是年多来的第八本摄影集，最后一本，将起名为《光的艺术——印象摄影的个人结语》。
快六十九岁了。还有时间，而我这个人不搞点创作不容易活下去。自己有兴趣的第四项造诣还没有搞好——那是书法。这最后一城奇怪地困难。八本摄影集只出版了四本，还有四本要下点心机编辑。英语文章结集可以同时处理。这些之后专心进攻这最后一城吧。两年来书法练习得少，但攻城之法却想出一些来。
困难所在是明确的：我可以轻易地把学问拍进摄影中，但无法把学问写进书法去。这困难要解决；其它都不重要。十多年窗下书法，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要静坐一段时期细想了。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