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疑问。统计数据是一切科学决策的基础。一个真实的GDP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注水的GDP则肯定会影响国家对整体经济的判断，进而影响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和效果，最终也会殃及黎民百姓的生活和福利。
事实上，省级GDP的平均数高于全国是多年来的惯例。比如，从2000年到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分别高出1.7、2.0、2.6和2.8个百分点，呈逐渐增高之势。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也表示，造成GDP双版本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地方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曾有学者分析说中国传统上缺乏“数目字管理”，不过在GDP这个数字上，看来国人不仅跳出了传统，而且是花样翻新了。
尽管目前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在计算GDP时的方法基本一致，但从技术原因看，一个是投资，一个是重复统计形成地方重报，最可能造成GDP注水。从前者而言，由于我国GDP计算的模式不是国家对省市自下而上报来的数据进行核算，而是国家先明确几个决定GDP的大的总量数据，然后再调取数据，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数据相对较硬，出入一般不大，如能源、消费、出口等，有的数据则是软的，需要靠地方的数据进行统计，最典型的就是投资。当前许多投资都来源于地方部门，只能按各地的投资口径计算，而这难免出现省市级上报的数据比实际情况高的情况。
从后者看，工业增加值是GDP的重要部分，按照法人属地的原则进行统计，但如今法人企业下属机构甚多，各省市难免存在重复统计现象。此外，对于贸易按照产业活动原则进行统计，多数地方统计时都宁愿将贸易算作本地区的GDP数字，这也造成了贸易的计算叠加。有些地方还把地区间的合作项目也同时记录到各自省的数据中去。
然而，无论是投资统计的层层加码，还是工业和贸易的重复统计，其背后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这就是由现行干部评价考核体系所衍生出的GDP崇拜，它是统计数字注水的制度根源。
于是，在GDP问题上，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是我国目前的中心任务，因此GDP自然重要；但GDP崇拜又会带来注水的数字，给经济发展带来隐患。
要破解这个悖论，目前来看，可行的办法除了从技术上改进统计方法外，最重要的还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改变现行的干部评价考核制度。这方面，深圳已经做出了探索。8月4日，深圳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布“效益深圳”统计指标体系测算结果。与传统以GDP数据为核心的统计方法不同，该指标体系以“效益深圳”为核心，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人的发展等方面，设立了21个考核指标，最后以综合指数来评价“效益深圳”运行质量。如今，“效益深圳”指标体系已成为法定报表，和现行统计核算制度“两套并行”，标志着深圳正式告别“唯GDP论”。此外，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允许一些地区的GDP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也是一个克服GDP注水的不错的政策建议。
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影响着经济管理当局对经济运行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对未来经济作出更贴切的把握。经济发展是我国目前的中心，在全社会都在为此而努力的时候，如果连GDP的数据都出现了水分，那还有什么数据值得相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