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在外资企业数十亿美元入股中国国有银行的促动下，中国加快了金融业改革的步伐，与此同时，中国官员在谈话中也加入新的行话。从他们口中吐出“投资回报率”(ROI)一词，就像硅谷的风险资本家一样轻松。触发这种变化的原因（如果存在的话），是因为中国意识到，外资银行将获得两位数的回报。中国地方官员看到，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对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的投资结出“30%投资回报率”的果实，对此他们表示了一些关切。

虽然高回报率（而且风险相对较低）引发了一些激烈的争论，但它们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尽管外资被普遍视为中国银行业现代化的关键，但外国投资者带走的利润，给中国官员上了有关储蓄与投资差别的一课。不论是好是坏，“投资回报意识”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领导人的脑海。他们运用学到的知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在过去一个月出台的大量新政策，或许可被视为中国“投资回报率革命”的开端，从单纯的积累转向更加注重投资回报率。就在过去两周，人们就国家如何投资9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展开了公开讨论；全国养老金体系资产的投资权开始招标；中国投资者可将人民币投资海外的进程提速。在此之前，中国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即将三分之一左右的“非流通股”转变为流通股。中国证交所自创立之初就一直受到非流通股问题的困扰。这个问题的解决，活跃了中国股市，而且证明，只要中国监管机构愿意，他们的动作就能很迅速：每周有近30家企业通过了股改进程。一度撤出的散户开始重返股市。一家上海共同基金以每周近10亿元人民币（合1.25亿美元）的速度吸引着资金。对市场支持者而言，在中国深化改革的斗争中，“理性投资”的趋势是可喜的第二战线。

要理解这种转变的重要性，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前任领导人邓小平最初的经济改革政策。他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可以自行决定粮食产量。结果，中国农民实现了全球最快的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赚取的利润重新投资在土地上，或是（这一点至关重要）投入到养鸡场和VCD工厂等各种项目中。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解放了对任何经济都非常关键的一种生产资料——劳动力。现在，我们正目睹另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资本——的释放。如果中国的资金像其公民那样努力运作，其经济影响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那么，中国的个人和企业到底是如何对资金进行投资的呢？这个问题一直是北京大力研究的课题。其中一个结论是，中国人往往更关注回报，而无视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中国人承受风险的意愿可能位于全球前列。从在中国管理着共同基金和信托公司朋友处得到的观察证据，可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的客户更感兴趣的是回报承诺，而不是下跌风险。中国庞大的储蓄资金目前聚集于低回报和低风险资产，一旦这些资金得到释放，就可能流向风险投资，并有可能不考虑高效率的风险/回报定价。鉴于中国储蓄资金的规模，如果不加以适当管理，就可能导致国内外的资产泡沫（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状况不无相似）。

公共储蓄很可能会得到比较严格的管理。中国国家统计局上个月表示，中国应审视除美元资产以外的其它外汇储备投资渠道，这份声明提醒了人们中国作为一支金融市场力量的潜能。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喜的。我们只能希望，在中国投资者进入全球市场时，除了新生而又非常合理的“回报”要求外，他们还会具有“风险”概念。

本文作者是纽约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董事总经理。

( 作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2006年8月14日 星期一  译者/陈家易 刘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