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偶然，他在我的杂物堆中，发现了我在国内出版的文集《经济学的争议》，便拿回家去。过了两天，他打电话来，说我写得好，须尽快到饭馆畅谈。席间，他问：“相识三年，为什么从不提你的专栏。”我答：“美国生活太闷，怕你不同意我，吵起来，没人陪我吃广东菜。”
经济学著作给我的第一次震撼，是弗里德曼（M.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那是16年前的事情。丁小波把《财经周刊》的一角地盘交给我，让我每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是8年前的事情。从8年前起、乃至从16年前起，我就深知自己的世界观，与身边太多人是如何的截然不同。
只要传媒肯付钱，我乐于直陈己见，然后看着远处的读者吵呀吵；但身边的亲戚朋友，时间宝贵，怕伤和气，为免事端，我宁愿闭口不谈或左右言他。这就是我要向读者郑重介绍的“经济学免责声明”：经济学往往会令你与友侪产生不可逆的观念隔阂，你事前要有思想准备，事后要有敷衍对策，由此产生的代价，经济学概不负责。
学懂经济学的人，其言论常常给外人以“不近人情”的感觉，虽然他所具备的“人情”，与那些喜欢把“终极关怀”挂在嘴边的人相比，其实分不出高下。
阿尔钦（A. A. Alchian）在教科书中写道：“购买由童工制造的纺织品，是否不道德？假如你不购买，会让非洲的童工生活得更好还是更糟？要是你能救人于水火，当然最好；不然，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则可以避免他们沦落到更不堪的境地。”
我的老师、经济学家兼辛迪加作家威廉斯（W. E. Williams）教授，也是阐释质朴无华的经济原理的高手。课堂上，他说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也可以反过来向左上延伸，穿过纵坐标。其含义是：只要价格足够高，人们就不仅会停止购买，而且会开始供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出价够高，同学们都会一个个卖光衣服，赤条条走出教室。
还有一次，威廉斯教授抱怨威廉斯太太在家里太唠叨：每次教授回家晚了，太太就说她是多么的担心。读者朋友，面对太太的唠叨，你知道职业经济学家的职业回答吗？威廉斯说：“你这么担心我，是因为我给自己买的保险不够高。”哄堂大笑之余，我相信每个学生都会永不忘记，他们领教过一次冷酷经济学中的深蓝。
最近吴向宏先生批评我：“薛兆丰有些时候不免马失前蹄，挂一漏万，如他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贬斥”*。我回应：十年前，有人说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就业。布坎南（J. M. Buchanan）投书报社反驳，指经济学者若离经叛道，就只会堕落为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随营娼妓”**。我是布坎南的学生，且老师中没有一个赞成最低工资法。若因此说我“缺乏终极关怀”，我却之不恭。
经济学是研究“事与愿违”规律的学科。是的，很多政策建议，其用意是善良的，但经济学的作用，恰恰是指出这些善良建议所带来的恶果。当经济学者（有职业道德的经济学者）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往往被冠上“不讲道德”罪名。已经16年，我早就习以为常，但真的想学点扎实经济学（sound economics）的新朋友，可不能忘记这“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注释：
* 吴向宏，“薛兆丰的基尼系数无用论简直是信口开河”，2006年07月21日《南方都市报》，见于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zlhd/20060721/16302753112.shtml
** J. M. 布坎南，A20版读者来信，《华尔街日报》，1996年4月25日：“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反向关系，是经济科学的核心命题，它体现了这样的预设，即人类的选择行为足够理性，以致是可以预测的。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说‘水往上流’，也没有一个自重的经济学家会说‘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增加就业’。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