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州。内陆移民聚居的老城区里，那些光线昏暗的小巷有些中世纪的味道。巷子里的简易房屋摇摇欲坠，打工者们在12小时的辛劳工作之后，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中。
比较具有现代感的，是涂写在墙上的兜售伪造身份证的手机号码。此外，附近的豪华公寓小区、城市高架道路上的轰鸣声、成千上万家批量生产出口到欧美的鞋类和CD播放机的高科技工厂，也充满了现代气息。
据联合国(UN)预测，明年某时，全球67亿人口中的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个历史转折点耐人寻味。我去广州的这个城区，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人类终于要离开乡村？
当今中国 = 狄更斯笔下的英国？
我曾设想，将广州市区比作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描写的英国北部城市。毕竟，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如今冲击着中国南部乃至亚洲其它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尽管当今中国变化的速度更快，规模也更大。英国是全球首个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国家，绝非巧合。
事实上，亚洲发展迅猛的城市（包括广州在内），与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不尽相同，而是中世纪与超现代风格的尴尬融合。只有煤烟和烟雾符合狄更斯笔下的描述，然而，那些民工叙述的故事，或许与一个半世纪前背井离乡的英国人有共通之处。
“村里找不到工作，”张丁楠(Zhang Dingnan，音译)在她租住的简陋水泥屋里说，电视里播放的国产肥皂剧几乎盖住了她的声音。她解释了自己7年前为什么从湖南乡下来到广州。同时，她也在叙述着一个恢弘的故事：为何全球有数亿像她这样的人，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迁徙的一分子。
那天早上，我曾试图与广州火车站的来往民工交谈，但无处不在的警察和便衣让他们紧张，不敢开口。一些民工将就着睡在广场上。这里有来找工作的农民，有正要回乡探亲的“前”农民，还有带着孩子来看望父母的爷爷奶奶，湖南人和四川人用扁担挑着鼓鼓囊囊的行李箱或麻袋，而劳动中介公司在为工厂物色廉价劳力。
晚上，我幸运地被带到张丁楠的家中，她的家在一处不起眼的建筑物的一层，屋里很干净，但十分破旧。她的亲戚和朋友在广州来来往往——她们村里，已有40人来到这个城市——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日子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住在这间用瓶装水招贴画作墙纸的屋子里。每个月的房租300元人民币（合20英镑），长期住在这儿的包括她丈夫（当保安为生），以及最近才来广州的女儿，今年17岁。张本人35岁，干着3份兼职，给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做家务。
境况开始改善
在外打工，最苦的就是把孩子扔在家里——无论在南部非洲还是东亚都是如此。张丁楠本来把一双儿女托付给留在村里的公公婆婆，但她的公公被拖拉机撞残了一条腿，而婆婆去世了。因此，孩子们13、14岁的时候就得靠自己生活，邻居们不时来帮点忙。“村里的居住条件好多了，”张丁楠表示，“但赚不到钱。”在广州，他们的境况开始改善。女儿贺永(He Yong，音译)在广州凯旋华美达大酒店(Ramada Pearl Hotel)找到了一份工作，甚至还能说几句英语。母女俩的手机都搁在厨房桌上。
中国是大规模人口迁徙改变地球面貌的最明显例子，因为中国有13亿人，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实，这种变化遍及巴西、尼日利亚、墨西哥，以及印度（该国拥有11亿人，是全球人口第二大国）。
印度比中国更为贫穷，而且迄今城市化进程也落后于中国，但其城市“古今融合”的风格类似于中国。在钦奈(原名马德拉斯)中心地区的Greams Road贫民窟，在一块福特(Ford)Fiesta汽车的巨幅广告牌下方，几千名泰米尔人挤在简易屋和矮小砖房里，旁边是死气沉沉、又黑又臭的Cooum河，几处灌木丛上挂着废弃的塑料袋。当地居民饱受蚊子与热病的困扰。2004年底，当汹涌的印度洋海啸袭击当地海岸时，水边那些用木板和棕榈叶搭成的简易屋被卷走了。然而，没人想要离开，因为这个贫民窟有着数十年的历史，钦奈有很多的就业机会，无需支付房租，政府还发放大米和做饭用的煤油。
在这些光线昏暗、烟熏火燎的房屋里，居住着建筑工人，家务佣工、油漆匠和电动三轮车夫——这些过去的农民推动着这座城市不断扩张的经济。34岁的家庭主妇科马西(Komathi)总结道：“这个地方挺舒服的。”她是围住陌生来访者的一群兴高采烈的女性之一，访客锃亮的皮鞋上溅满了烂泥和其它更可怕的东西。科马西的丈夫在打日工，这意味着他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她的女儿也和自己的丈夫以及年幼的儿子一起住在Greams Road。她有两个儿子，一个还在上学，另一个在干机修工。男人都在外头工作，或是在找工作。生活艰难但并非令人绝望，而且随着印度经济复苏，情况正在好转。
让下一代接受教育，跻身中产阶级
然而，正改变着我们世界的城市移民现象，不只是农民成为佣工或工人的故事，也是民工们用收入资助子女读书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的子女也许能得到一份令人羡慕的城市办公室工作，让他们有机会跻身新兴中产阶层。
在距离Greams Road不远的钦奈南部一处绿荫葱葱的住宅区，马里亚姆•拉姆(Mariam Ram)正忙着为她的高科技企业TnQ Books and Journals招聘更多毕业生，该企业负责国际科学期刊的出版筹备工作。西方出版商已把费钱耗时的筹编工作外包给她这样的公司了。当我看到拉姆时，她的公司已经雇佣了638名员工，在两座大楼里全天候运营，她正准备再招30人。“公司员工的最低资质，是获得一流大学理科专业的学士学位，”她表示。“其余则要求硕士或博士学位。我们正在疯狂地招聘。我们要的人需要具备英语、科学和信息技术等专业，同时工资很低。除了在印度，你在哪儿都招不到这样的人。”
“我认为这个国家显然更加富裕了，”她说。“你每次来，都能看到变化。印度正处于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期。”
钦奈尤其如此。这座城市以其保守的文化为荣，但也准备迎接那种令班加罗尔和孟买居民振奋而又疲惫的飞速增长。在距离拉姆办公室几条街的地方，汽车和卡车与山羊、母牛、自行车以及三轮车争道。在城市以外，我看到在闪闪发光的圣戈班(Saint-Gobain)玻璃厂和某科技园旁边的农田里，一位农夫正驱赶两条小公牛拖着一张犁，而载着新式风力涡轮机的卡车正向西开往班加罗尔。
“我们公司刚创业那会儿，所有员工都有自行车，有些人还有小型摩托车，”7年前创立OfficeTiger的前高盛银行家约瑟夫•西戈尔门(Joseph Sigelman)表示。“现在他们都有了小型摩托车，有些人还有汽车。”OfficeTiger是一家为银行、律师和出版商提供后台服务的“业务流程外包”企业。该公司在钦奈有近3000名雇员，平均年龄为26岁。“从他们拿到聘书起，就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
与亚洲大多数城市一样，钦奈也有大杂烩式的建筑风格，最常见的是混凝土建筑，这些建筑有时外表裸露刺目，有时覆盖了一层不大相称的新古典风格磨光花岗岩。城市的街道上堆积着数量惊人的垃圾和建筑材料：成堆的沙子、砖头和大型管道，它们最终将成为城市景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心区Egmore，儿童健康研究所和儿童医院(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ospital for Children)的墙上，“清洁价值观，清洁城市”(Clean Values, Clean City)的标语，昭示着公共工程部门的苍白口号。标语下方是未经处理的污水和腐烂的垃圾，这是对市政当局的醒目控诉——在这座城市里，街道清洁工报酬低廉，也不难找。钦奈有1200处贫民窟，在该市的700万人口中，三分之一住在那里。但钦奈也有典雅的老房子和舒适的新式公寓，南部还有一条“IT走廊”——包括一条建设中的六车道高速公路，以及蓝玻璃办公大楼。
在广州等中国城市，贫穷和奢华也同样不和谐地并存着。但在中国，投资和建筑狂潮，以及对环境不计后果的漠视，远远超过印度。当你进入广东省后，空气变得污浊，河流颜色变黑。即便在无云的日子，由于大气中的烟雾，正午时你也可以抬头直视太阳，而不会伤到眼睛。大型掘土机把绿色的山坡一一夷为平地，混凝土建筑像一股滚滚洪流，扑向稻田和果园。然而，就在距离大片厂区和广州民工不起眼的宿舍不远处，是亮丽的绿色高尔夫球场、中国新贵的豪华别墅，以及南海边的浪骑游艇会(Longcheer Yacht Club)。
“等我们有了钱，就会对付环境问题”
郑天详教授是老资格的城市化专家，他对城市发展的深入见解，显然未能对他提供建议的三任广州市长产生太大影响。他说：“中央政府仍在根据当地发展速度和经济产出，来评价地方领导人。或许情况刚刚开始发生变化，但我们尚未看到太多的证据。”郑天详既感到自豪，又觉得遗憾——为创造的财富感到高兴，但对由此造成的一些后果觉得遗憾。他住在一个名叫左岸的封闭式小区，小区带有游泳池，大楼之间有花园。“我们过去常在中山大学(Zhongshan University)外的珠江(Pearl River)游泳，”他说。“环境很棒，天空中没有灰尘。但是人们很穷，我一个月工资只有50元人民币。”他表示，现在工资涨了好多倍，“至少我们有钱了——尽管没你们西方人富裕——但等到我们有了足够的钱，我们将对付环境问题。”
这是一个亚洲城市人的典型评论。为了理解人类的城市化进程，我有意选择了走访广州和钦奈，以及重庆和班加罗尔，而不是像新德里或北京这样的首都，或者上海和孟买等人们熟悉的商业中心。在美国或欧洲，这些亚洲的二线城市或许并不知名，但它们的人口数量却和纽约、巴黎大致相当。它们展现了联合国协调人类安居的机构——人居署(UN Habitat)在最新的全球城市状况报告中描述的重大进程。
随着移民涌出农村，去寻找工作和致富机会，预计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数量将升至350个以上，而人口达到或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数量，也会在当今20来个的基础上增加。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亚洲现象，也并非与经济发展同步出现——拉各斯（编者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开罗、圣保罗和墨西哥城都在全球最大的城市之列。但亚洲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全球半数城市（无论大小）将在亚洲。未来25年内，预计亚洲的城市人口会增长70%，即10亿人。人们甚至在谈论人口逾2000万的超大型都市，这被联合国称为“特大城市”或“超级城市”。亚洲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城市——东京-横滨，而下一个可能是囊括香港、深圳和广州的日趋融为一体的工商业都会。人居署表示，人口过千万的城市“实力之大，将使它们在许多层面上成为一个城邦，独立于国家和地区之外。”
“城市”与“文明”一样古老
“城市”(city)与“文明”(civilisation)一样古老，或者更确切地讲，是“文明”与“城市”一样古老，正如两个词的共同起源——拉丁语“civis”(市民)——所提醒我们的那样。1200年，广州（后来英国人称为Canton）就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20万。但过去数十年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当印度于1947年独立时，德里还是一座只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如今，它的人口为1400万。班加罗尔的人口已由20世纪60年代的100万，升至目前的600万，甚至更多。孟买的人口已超过1800万，成为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而它仍在继续发展。这种城市化进程，催生了一个由咨询顾问、建筑师、技术人员、公共交通专家组成的全新行业。论述具体城市和作为全球现象的城市的书籍迅速增多，与城市贫民窟的蔓延速度一样快，包括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全球城市史》(The City: A Global History)，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的《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马克斯•罗登贝克(Max Rodenbeck)的《开罗：胜利之城》(Cairo: The City Victorious)，斯蒂芬•英伍德(Stephen Inwood)的《城中城：现代伦敦的诞生》(City of Cities: The Birth of Modern London)，以及苏克图•梅赫塔(Suketu Mehta)的《极大之城：失而复得的孟买》(Maximum City: Bombay Lost and Found)。
正如戴维斯的书名所显示、以及联合国人居署报告所强调的那样，人们严重质疑，当数百万穷人在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勉强谋生，而富人们住在高墙内的奢华小区时，这些超大型城市能否作为可行的社会而得以生存。联合国指出，生活在孟买贫民窟的人口数量，超过了挪威的人口总数。原钦奈城市规划负责人G•达塔特(G. Dattatri)等悲观主义者，并不把城市视为给农村穷人提供财富和就业的“发电机”，而是将其视作那些无处可去、丧失土地的农民最后选择的避难所。农民并非被城市的吸引力拉进了城，而是被家乡令人绝望的境况，推进了肮脏的贫民窟。“为了生存，他们来到这里，”赤着脚的达塔特在家中喝着咖啡说道。他计算了一下，建筑工人每月大约赚3000卢比（合35英镑），但他们需要7000至8000卢比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而IT行业一个刚够格的办公室职员，每月可挣2.5万至3万卢比。“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革命’影响，但这无疑会导致更多的社会动荡。目前，钦奈的犯罪率已有所上升。人们的生活条件恶劣，而且他们感到自己正遭受着剥削。所以，我们几乎是坐在定时炸弹上面，在印度城市中尤其如此。只不过是印度人的知足哲学在阻止炸弹爆炸。”
人们希望住在城市
城市化辩论中的乐观主义者——这里的乐观，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辩称，印度的特殊问题不在于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而是总体人口的过度膨胀。在未来数十年中，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要为额外5亿居民寻找生存空间。但这些不能改变有关城市的基本事实：人们希望住在城市，在现代社会，城市化仍是为大量居民提供住房、就业和服务的最有效率的途径。
很少遇到想放弃免费或租金较低的住所、搬到条件较好但更贵的地方去住的贫民窟居民，更别说想回农村老家，重拾辛苦的庄稼活的人了——尤其是当5个、6个或7个家庭成员在城市有一份有薪工作时。当然，一旦新公寓的价钱在其财力范围内，人们最终确实会离开贫民窟，或者他们会开始对贫民窟进行升级和改造，使其不再是贫民窟。“我有一个四川亲戚15年前来这里，”国家出资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China Developmen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Miles Lee介绍说。“她现在每月赚3000至4000元人民币。一个农村姑娘。她一路走过来，成了一家百货公司的一线经理。她住的两居室公寓，每月租金约为1500元人民币。”深圳原是一个渔村，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它在30年间变成了一个有800万移民的工业城市。
与早已完成城市化的欧美人不同，刚刚经历城市化的亚洲人，对农村几乎都没有眷恋之情。我知道，曾在战时作为中国陪都的重庆，应该算作全球最大的城市（尽管这多少有点自欺欺人，因为这座拥有3200万人口、长江之畔的城市，包括了几个镇和农村地区），而且我也知道，有意开发中国西部的共产党领导人，正以危险的速度对它进行开发。但是，亲眼见到近乎狂妄的建设规模，以及用炸药和推土机随意破坏石山的情景，仍让我震惊。我曾在一个地方见到一片农田被夷为平地，为一个面向食品业的新商业园让路，旁边坐落着几处豪华居住小区，有着“翠波剑桥”这样的名字，其建筑布局隐约有些巴伐利亚小镇风情，或者像庸俗的中国版威尼斯。
“重庆人不喜欢山”
然而，在另一个已成为新工业园区的施工现场，一位姓周的看门人一点也不怀旧。这位50岁、5英尺高的保安，有着稀疏的胡须和一口东倒西歪的牙齿，听说有人对炸山感到不安，他不以为然。“把地弄平是件好事，”他宣称。“重庆人不喜欢山。上下坡太多了。”他过去种红薯，但他的地被买下，用来开发，他正要用补偿金买一套新公寓。他暂时睡在施工现场的工棚里，穿着塑料凉鞋、黑裤子和粗糙的蓝色衬衫，每月挣600元人民币。他表示：“现在的生活好多了。”
即便是热衷于城市化建设的人也无法否认，作为现代亚洲的一个特点，无法控制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许多让人震惊的事情，包括交通混乱、有毒的空气污染以及河水毒化。“10年前，我常去钓鱼，而且河水美丽清澈，”深圳的Miles Lee表示。“现在，去同一个地方，你能钓到的全是短裤、T恤衫和塑料袋。”
“政府百分之百无能”
班加罗尔这个发展迅速的都市，将自己视为印度IT中心之一，而它正受累于自己的成功。其城市交通堵塞之严重，已使其成为城市规划灾难性失败的代名词——街道上每天新增900辆汽车——也使投资者们在绝望之余，寻找其它地方发展。他们抱怨称，当局花了10年时间才批准建设一个新机场，而现有旅客数量已超过它的设计能力，甚至当机场投入运行时，都不会有可用的公路或铁路连接到班加罗尔市区。飞利浦软体中心有限公司(Philips Software)驻班加罗尔的主管鲍勃•贺斯壮(Bob Hoekstra)退休后将成为一名咨询顾问。他在退休前不久表示：“从根本上讲，政府是百分之百的无能。”我问道：“是邦政府还是联邦政府？”他回答道：“两者都是。”
“古往今来，文明都是城市化的”
然而，班加罗尔和许多其它城市在管理自身增长方面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对人类而言是件坏事。它只是说明，人们对城市化的管理不力。作家简•雅各布(Jane Jacobs)曾分析并支持城市作为权力和财富创造中心的观点，今年4月份她的辞世，引发了大量文章，它们回忆了不同时代城市化在人类进步中的重要性。许多专家仍积极推崇城市化。“古往今来，文明都是城市化的，”亚洲开发银行(ADB)的水与卫生专家K• E• 西特拉姆(K.E. Seetharam)在马尼拉表示。“所谓农村发展观念是更近一些时候才出现的，在我看来它并不成立。”他的结论是：“城市化不是问题。它是发展的自然结果。”
印度对所谓乡村生活益处的眷恋，以及随之造成的城市管理方面的无能，与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无情的实用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印度政界人物和外国捐赠人，仍沉迷于农村贫困问题，因此将稀缺的资源用于对农民的补贴，而这些资源本来可用在该国发展迅速的城镇。这种明显不合逻辑做法的原因之一是政治：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出于历史原因——城市化是近年来的事——在政治体制中农村的代表过多，而权力集中在邦政府，而不是市政府。班加罗尔IT服务集团——信息系统技术公司(Infosys)首席执行官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表示，上述问题的结果是“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脱节”。他表示，班加罗尔占卡纳塔克邦的人口比例为十分之一，约占全邦生产总值(GDP)的60%，但选举席位只占全邦的7%。“在中国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印度是唯一一个（如此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与普遍的成人选举权并存的例子。”
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公司和住户要为自己提供许多服务，包括发电、在自己后院打井取水、甚至自行处置垃圾。这消除了在人口稠密地区提供此类服务可产生的效率增益。执掌班加罗尔生物科技公司——拜康(Biocon)的基兰•马宗达-肖(Kiran Mazumdar-Shaw)表示，像她这样的公司，把不可靠的市政供电只是作为备用。成功的公司和富裕的个人，能够免受他人所面临的困境的困扰，他们只是出来抱怨公路等自己无法解决的服务，从而加深了悲观主义者对于社会冲突的担忧。然而，正如尼勒卡尼所指出的，正是那些有技能的、相对富裕的城市新居民——而不是大量较为贫穷的移民——给基础设施带来了最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开私家车，并消费其它必须运进城的商品和服务。
在印度各级政府面临涌入的城市移民潮踌躇不决之际，中国官僚却以一种只有威权政体似乎才能达到的无情效率，准备迎接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北京预计，今后20年内，将有相当于西欧总人口的3亿至5亿农村人口，迁入中国城市，并鼓励市长和地方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以应对这种情况。（外国人总是赞赏中国的公路和机场。）
但这种毫不放松的意愿——用混凝土覆盖土地、产生能够取悦北京的经济数据——也存在阴暗面。在重庆城市规划展览馆，2005至2020年重庆城市总体规划的展览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傲慢：“将建成6个大城市，25个中小城市和490多个小城镇，它们将拱卫都市区，就像众星拱月。”中国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有赞美未来、而非纪念过去的博物馆，但你在那些地方无法看到的是：加速的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代价，以进步的名义被舍弃和消失的社区，被化学品毒化的河流和田野，以及被令人窒息的烟雾污染的天空。
韩国城市追求“生活质量”
在中国的“未来”博物馆，你也不会听到“生活质量”这个城市规划者难以捉摸的目标。对于这一点——或许为了理解亚洲较为年轻的超大型城市的终极目标——需要去东京或首尔走走。在迅速扩张的钦奈和重庆建设贯穿市区的高速公路时，韩国首都却开始“郊区化”(suburbanise)和绿化。刚结束首尔市长任期的李明博(Lee Myung-bak)表示，首尔的城市绿地面积在10年中增长了两倍。
通过改善公共交通、拆毁而非修建公路，李明博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组织拆毁了一条市中心的高架公路，恢复了曾经埋藏在混凝土下的清溪川。这条溪流立即成为人气很高的步行景点，而这种明显的反城市化姿态，可能有助于李明博竞选下一任韩国总统。“我们与印度和中国城市的情况不同，”他表示。“大约20年前，我们的确经历过一番迅速的人口增长，那时我们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我们的人口已趋于稳定，实际上已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市民，希望拥有一所能更好地反映他们生活水平的房子——一座不只是为了居住，而确实能享受居住的房子。”
在你读到此处时，张丁楠广州住处的业主，可能已兑现拆建的威胁，为更为宜人（很可能也更昂贵）的什么东西让路。张丁楠打算立即找一个新地方，即便面积更小，租金更贵。“当然，”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表示，“最终我们希望回到村里。”我才不信这样的话。在21世纪的广州、重庆、钦奈和班加罗尔等城市，市长和当地政府在将地球改造为一个城市行星之际，仍在犯大量错误。但最大的错误，将是否定人类是天然的城市居住者。
( 作者：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 2006年8月16日 星期三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