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监管所带来的成本已经让企业不堪重负。美国最大的医院运营商HCA最近宣布将耗资210亿美元使其变成私人运营企业。公司创始人托马斯•弗莱斯特(Thomas Frist)表示，从纽约证交所退市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遵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成本。最近赫兹公司(Hertz)、Toys 'R' Us、Kinder Morgan、Albertson's以及悠景(Univision)等大公司计划转向或正在转向私人运营企业的趋势绝非巧合。有趣的事还不只这些。在这些公司从我们的公开市场上撤离的同时，世界其他地方的交易所却是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在2005年最大的25个首次公开募股(IPO)中，只有一例出现在美国。其他大多数都流向了伦敦和香港。澳大利亚甚至都排在第三位。
这还要归因于弥漫在美国各个政府机构的过度监管风气。这也是当外界看到医疗巨头HCA转为私人运营企业只是为了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消息后没有人感到惊讶的原因。上市公司不仅要面临满足股东要求的压力，而且还要为监管机构的言论提心吊胆，监管机构作出的任何负面评价都可能引发股价突然暴跌。当公司管理的重点从为股东创造价值转移至应对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时，公司发展就会陷入停滞。大家不难想出企业接下来将走向何方。因此，为了置身于政府监管者的目标范围之外，公司会避免为了创新或发展企业而冒各种风险：保持低调。
当然这并不是说监管没有必要。恰恰相反，监管非常必要。但是必须是开明的监管－－那种能够使公开市场保持公正、可靠以及盈利的监管。很明显，当诸多全球IPO活动向海外转移的时候，市场的变化似乎正在向美国说明一些问题。看看这组数据：2001年全球以美元进行的IPO中有36%发生在美国市场，而到2005年这个比例下跌至24%，市场份额损失了三分之一。事实上，去年全球有29个国家发生了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IPO活动，创下了历史新纪录。这意味著日后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必须提高－－而不是减少－－自己作为金融市场的吸引力。
最近的这些新潮流根本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些制定管理美国公司法律的人们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就像美国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就最近发布的市场监管规定发表评论时所说，“钟摆可能摆得太远了。”他们应该好好看看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然后再想想他们强制公司执行的详尽报告以及证明等规定是否合理。我想，像通用电气(GE)这样的公司需向华盛顿提交的文件可能要用卡车来装了。他们或许需要问问公司，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的规定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尤其是那些小公司。他们应该询问一下监管者，是否恰当地完成了保持证券市场公平竞争的使命，或问问他们是否经常管得太宽而损害了公司群体的利益。
在如今的环境下，面临棘手的诉讼威胁或者被披露可能遭遇对公司有重大损害的指控－－不论准确与否－－都可能使公司管理层在数月甚至数年内陷入混乱。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因此丧失了冒险的兴趣。他们在探索新机遇或者开发新领域方面已经变得犹豫不决。当然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找到平衡。国会必须提出一个监管框架：它可以要求更多的透明度以及公正性，但不应阻碍企业的自由进取以及创新。如果公司继续离开美国公开市场，这段过度监管的时期终将被视为败笔。这也是立法者必须根据以下原则改革现有系统的原因：要监管，不要钳制。
（编者按：Maurice R. Greenberg曾任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现任C.V. Starr & Co.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
香港时间2006年08月24日08:1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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