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自己的儿女在香港读中学，少管，为父的只有两项硬性规定。其一是晚上十时之前要回家（进入了大学这项取消），其二是不准补习。后者有两次例外。其一是女儿要考数学试，认为不懂，在我背后打电话给我的一位学生，要求补码。一个下午偷偷地补了三个小时，考个第一，之后不再补了。我知道这件事，因为该学生找我收钱。收三百，我给五百。偶一为之，没有责骂女儿。其二是儿子中学毕业后，要到美国进大学，整个暑期无所事事，对我说恐怕数学基础不够，要求我找人替他补码两个月。我同意，亲自为儿子挑选数学补习老师。劳师动众，朋友帮忙，终于找到。我会见了，认为很好，要求他只教儿子数学的概念。教得好，后来儿子在大学读数，全部成绩是四点零。儿子的记忆力强，想得快，但数学的天赋平平。后来读生物，数学得到好老师指导了两个月，帮助了他需要选修的几科物理。
反对考试的教育高人无数。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以教育高见名动天下，后来辞去该职位，跑到Santa Cruz的加大分校主持，力排众议，取消考试制度。这大胆尝试后来不成功，因为其它大学有考试制，收学生要看成绩，独自取消考试，学生转校有困难。然而，原则上，支持该校长取消考试的理念大不乏人。这是说，原则上，考试不是上选的教育制度，我这一代的学者朋友中没有一个不同意。问题是不容易找到可取的代替。
在美国求学时，除了本科首二年的课程，我没有为考试读书。不管老师考什么的求学意识，在当时的美国可以，今天如何没有跟进，而香港及国内摆明是死路一条——除非你是张滔，只把书翻两翻就全部记得。当年在美国，尤其是进入了研究院，我读书只是为了过瘾，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老师出试题，我很少依书而答，也懒得管老师在课堂上说过什么。读是读得很用功，听是听得很专注，但答试题永远是自我发挥，表达新意。当年老师不仅接受，而且传了开来，答错了也得高分。这样的情况，听说今天不普及了。
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们五位助理教授要做挑选取录研究生的工作。三呎高的资料，申请者的成绩一律可观。数百个要选出三十个颁发奖学金，单是看一遍申请资料就要花一个星期，成绩都好，不知怎样排列才对。主事挑选的是大教授Gregg Lewis。其实全由此公话事，我们几个小子跟他学艺而已。起初我们心中有气：选出的大都遭大教授否决，花了那么多工夫，岂非白费了？后来知道，Lewis教了我们很多。
记得一位以色列某大学的本科生，平均成绩只是B加，我们几个助理教授没有一个选他为三十之内，但大教授却把他排第一。不服气？后来服了：红极一时的芝大经济系竟然争取不到这位本科生，因为几家名校都把该生排第一。大教授解释，主要是一封推荐信，说一句该生可教，而名校行家都知道，写该信的大师不喜欢说好话。
一位本科成绩顶级的，公开试全部满分。我们几位当然选出，但大教授不要。他解释说，该生就读的大学三流，写推荐信的没有一个有真学问，而自己作过多年统计分析，公开试成绩与学生进入研究院后的表现，看不出有什么关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