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杨怀康在写他飞行八千里、为的是出席佛利民教授倡议学券制五十周年的宴会，文末提到几乎三十年前（一九七八年九月）《信报》宴请在香港举行周年大会的飘利连山会会员；当年的座上客计有乔治．史德拉（George J. Stigler，当年会长，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一九七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一九七六年诺奖得主）、艾智仁（Arman Alchian 价格理论权威）等不少殿堂级的经济学大师；官场中人如夏鼎基（Philip Haddon-Cave，香港财政司1971-81，剑桥大学庇古〔福利经济学开山鼻祖A.C. Pigou〕的最后入室弟子）及其前任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 1961-71 香港财政司 ）等，敬陪末座，不是主角。
那次会议，与罗波斯加 (Alvin Rabushka) 辩论租金管制的华裔学者是华盛顿大学教授张五常，四十出头的年纪，跟香港大学还未沾边，与记者谈为学之道，手舞足蹈地说是虚心为要，表示自己虽然身为教授，遇上不明白的事情，便会毫不考虑对方是饱学之士还是贩夫走卒，也会趋前求教。在那个群儒聚首的场合，他显得特别年轻活跃，对指导他写博士论文的艾智仁教授，最为恭谨。
艾智仁是价格理论权威，初次会面，知道内子和我一起办报，不两句便谈到报馆的生产线，得悉报社的厂房机器只在晚间启动，白天闲置后，他问我们为什么不把印刷外判，又或将之让给他人经营。我只能以掌握制作时间对报刊发行至为重要，所以宁愿承担自行印刷的较高成本，确保赶及每天第一时间印行……。
艾智仁单刀直入的提问，看似不经意，却是经济分析的入门基本功。笔者为此反复思考了好些日子，意识到「为用」的「机关算尽」可以掌握虚实，办报而包揽了超出合适规模以外的工序，显然是很不划算，可是想到再功利的生意人，难免也会有赚尽每一分毫以外的考虑，那是经济学有用、实用、而不一定能尽用的缘故。
张五常得到艾智仁的学问真传，看问题的态度也是同样坦率，至于文章风格，他很在意「切要」。张氏在事业上的关键性转变，是一九八二年离开旅居二十多年的美国，重返亚洲，出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系。自此，他少了用英文在国际性的学术前台发表论文；在华人社会教学，受笔者力邀，他在《信报》开了一个名为《论衡》的每周专栏。那几年见面的机会较多，谈及写作，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以球赛设譬，认为很多人下笔肯花工夫，可是忘形于盘球的千姿百态，忽略了争取成绩的射门，没有临门一脚，哪有可观？他对自己的议论文章，向有「攻门」要求，近年写多了生活散文，切要攻坚的特色才不那么明显。
开始用中文写作的头几年，文章都是先在《信报》和《信报月刊》发表，然后结集；《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包括《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和《再论中国》，就是这样一一问世。回顾他的不同写作阶段，那几年的文章，是最有力度，最具代表性的。
前期的英文论文，如《私有资产与佃农制度》（1968）、《旧中国的婚姻合约》（1972）、《蜜蜂的神话》（1973）和《价格管制理论》（1974年）等，新意不绝，题材不闷，文字简练，可是囿于学术格局，不免局促，影响力也只囿于学术圈子。
《经济解释》是进入新千禧以后的近作，是五常兄自大学退休后的精心炮制，拥有庞大的读者；他对此书的「自我感觉良好」，看来是挺为满意的。三册巨制以《科学说需求》、《供应的行为》和《制度的选择》分别命题，清晰展示平生所学的几度得意板斧。单凭文字交代供需交易的关键，又为新制度经济学轻妆素裹，执中扼要的化繁为简，一气呵成，绝对是「圆熟雍容」之作！可是较诸二十多年前的《论衡》三部，昔日少作显得格外跳脱生动，让人感受到经世文章，原来也有「青春无敌」这回事！
主客观的时机因素，使《论衡》时期的文章成为张五常的最好作品。他当时正值盛年，思考力、判断力都在巅峰状态，重返隔别四分之一世纪的华人社会，生活经验起了对比，俯拾时事，精微独到；论得失、评高下，万「理」归其所宗的几套学说；一下间，什么政商金融、什么人情风月，都在他定位为科学思维的经济理论中，无所遁形，给人以恍然大悟、「学」以释疑的欣悦。
久享盛名以后才下笔的《经济解释》，是大师总结经验的调子，虽然说明不是学生课本，可是垂教后学的味道扑面而来，举例是为引证理论之效用，虽非牵强，却嫌贞固。不若《卖桔》当年，顺手拈来的见闻，刚刚发生的大小事故，经其「洞明」，立遭「点破」，让人看到躲在学术刊物里面的好些经济理论，原来与现实是那么接近！那么有用！那么有趣！
由「知」达「识」的崎岖，不是学者皓首穷经便能制胜，五常兄不但往返无碍，同时举重若轻，把所学足以解释事象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又为细节、深入状况、回头左证抽象的理念。无论蹲在玉器市场议价、还是到年宵市场当卖桔贩子，他的实证经验使他因其所知而寻其所识，然后又尽其所识验证所知。当其时也，是张教授表露才具思想最率真也最得心应手的黄金岁月。
四人帮下台，邓小平复出，中国自一九七八年起进行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这一变革，给他带来难得的开悟和千载一时的发挥作用的机会。
张氏的看家本领是契约经济，一方成就，主要得力于他对产权、价格和交易费用的坚实认识。其在合约安排和交易费用方面的会心，用作「挑剔」和完善化高斯（Ronald Coase， 诺奖经济学得主1991）的产权界定与利益分配，正好产生了近乎女娲炼石补青天般的正面作用。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领域，提及的学说，本来只属研究范畴的冰山一角；可是透过包括张氏在内、统称新自由主义的一批学者，如高斯、艾智仁和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思维脉动，相互砥砺，一家之言，渐成格局。
高斯定律发韧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耗费的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于一九六0年发表后，进展一日千里，当时刚好是五常兄在美国求学做事的日子，他对整套新制度经济学说的酝酿、发展和突破，不但如数家珍，且有重大的参与和贡献。
贡献分两方面，一是他的逻辑性纠正了高斯定律原先在交易费用上的「零」假设，弥补局限未够周全的漏洞。二是八十年代回流香港，报上《论衡》，纵横驰骋，张家笔墨把产权界定、交易费用、社会公耗与合约结构等交相运用得出神入化，「弘法」效果与止步于象牙塔内的轰轰烈烈截然不同。华人读者受其文章的潜移默化，对经济制度的认识，也随之眼界大开！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于1996年成立，以高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才正式开宗立万，传为一家体统，而中文读者对其内容则因《论衡》闻道，早着先鞭十多年！
我们用不着吹嘘张五常对中国近年经济改革的影响有多深广，光是在意识上，强化国人对产权界定、交易费用和合约条件的考虑，神州大地从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走到近年国营企业纷纷到股市融资的市场发展，大家可有想过当中因而省却多少凿空而行、不着边际的冤枉路？
说话自我，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恍惚的心不在焉，那对五常兄的学者形象，不能说是没打折扣；可是读其文章，便知道他做学问是绝对的专注认真，不但不觉张狂，甚至可以说是近乎谦逊。忘记他在那里说过自己在经济理论上全没创「建」，其实学术工作，有创「见」已了不起，更何况他之所见，对敦促斟正中国的经济改革起了莫大的作用！
他在《科学说需求》的前言中指出﹕「我对经济学的认识是从朋友及老师那里学来的。我的贡献是清除废物，然后把剩下来的重新组合。引用的实例，大部份是我自己观察所得。我喜欢用简单的理论来解释世事。我认为世界复杂无比，不用简单的理论，能成功解释世事的机会是零。」
聊聊数语，非常浅白，所藏奥妙，可能是张教授在学界的「登龙术」。他没有抹煞师友对其学识的帮助，明确表白是在现成的观点上提精撷华，在不够清晰的抽象意念中「营造」更为精确的思维系统。在他精通的范畴，不但屡有新见，更难得的，是擅于运用。他一头是在抽象的理念上力求洗练，精益求精；另一头是在现实细节里抽丝剥茧，在学术征途的两个极端分头使劲，成就的光谱自然比专攻抽象理念或专攻事调查诠察的学者更为开阔了。
有人说他的话里笔下，尽在提着那些大有名气的师友，言下之意，是说他在自我标榜了。以笔者看来，那未免是把教授的为人处事看得太单纯幼嫩了。经常提及包括不少诺奖得主的名字，来头很大，可是若非张氏「品题」，华人社会对那些泰斗大师能有多少认识？说张教授「爱慕虚名」，倒不如说他是「取法乎上」，相信金漆招牌背后的实力。拜师学艺，他追随名师；切磋交流，也非内行名家不办！曾听五常兄说自己「向来踢球是国际赛」，遇上莽撞的「小区选手」，非常费劲，不是因为旗鼓相当的对垒，而是啼笑皆非的难缠！
谈轻重，他说﹕「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工夫，很容易转眼断送学术生涯。我自己的创作期长达四十年，但还是要频频考虑作品的重要性才动笔。判断重要性，主要讲感受，与智商的高低没有多大关系。」（引自《全球财经观察》2005年4月18日《张五常专栏》）。从这几句话，可见他在踏出每一步前，都是曾经盘算。成年人行事，不该没头没脑，知所因应，在情在理，可是过犹不及，算过了头，便坏了视野，妨碍判断。
不久前他在《信报》一连两天发表《中国的前景——与贝加商榷》和《中国能绕过历史规律持续发展》（2005年6月7、8日），里面有一节说﹕「一九八一年我写成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初稿，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反对之声甚众，而最明确反对的有两位。一位是贝加，另一位是舒尔兹（T. W. Schultz，1979诺奖得主）。后者的来信，直言经济学不可以作这样的推断。但我是搞制度经济的，于今回顾，当年的思维走得远，钻得深，脱离了传统的层面。一士谔谔，犹疑了几个月，还是决定把该文稿发表。」
「走得远，钻得深」是当时教授对自己的研究信心比世故的考虑来得真切；一时的「思维有别」，其实并非他后来所形容的「寂寞无人见」，而是换来了赫赫声名，远远超出一位名教授的影响力。
同期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私有产权何惧之有？》、《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权》、《假若人是不自私的》、《马克思奄奄一息》、《我对中国前途审慎乐观的原因》、《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等等，全是一针见血的开窍好文章，在中国迈步开放之初，他凭写作向华人社群提供大量适时、切要、管用的思想养份。
当京官党要、时彦红人都成了读者，「用世」之心蠢动，希望影响「朝」政、改良真实社会的雄心日炽，「以事论是」的分析在不知不觉间变为「就是论事」；直捣问题要害的尖锐与热忱转为摆道理说事实的冷静铺陈，种种为免「过坚则摧」的考虑，看来不是没有需要的一份世故，不过，却使教授文章的「攻门」特色难得清脆，卓尔不凡的锋芒也转为济世大老的嘉言善行。
无论张氏言词多么委婉克制，而高斯也作表示，指出私产和市场运作与「共产主义」并无冲突，可是由于他们曾经指出中国的改革，基本关键在于怎样从社会等级的排列改为产权的排序，奉行共产主义几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有捍卫思想主流的学者，群起捍卫甚至反击。其实，马克思思想既能刺激资本主义进行自我完善，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何尝不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引以为可以攻错的他山之玉？要是放开胸怀，根本没有一时意气的争胜，追踪思想文明的回荡，殊途同归，合十，当见大千。
给笔者的《原富精神》写序，五常兄曾引述Max Lerner于一九三七年为《原富》现代版写的引言（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已改了好几篇引言，较近期的乔治．史德拉手笔，后来也改了由他人接力），其中提到「没有任何一级脑子，其思想概括了时代而又影响了随之而来的社会动向，是纯真地有创见的。」
「长江一去无回浪，人老何曾再少年！」谠论经济，世故得失，岂能跟前了断。
五常兄七十华诞，弟子友好以其经济思想为题，撰文结集，以兹存念，笔者岂敢鲁班门前弄大斧，在他专精的研究范畴置喙？幸好相识快近三十年，回忆点滴，不难凑合成章，写下他学有所长和学有所用的一手见闻和感想，借此寄语来者，他是一位看来没有甚么读书人气质的真正学者；他的经济思想是从资本主义的美国取经，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开花结果。他的性格不像一本正经取西经的唐三藏，秉赋与处境，倒像一个跟斗可翻十万八千里、可是头上套了金刚圈的齐天大圣—满天神佛喊得震天响的「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