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些外资企业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贡献。
但是，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本身面临转型时，当中国正在寻求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路径时，我们就不仅要计算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还需要思考它们的社会成本。
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企业有句非常激进的名言：“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于是，利润是企业唯一存在理由就成为一种普遍看法。当然，如此逻辑下去，外资企业也不例外，它们投资中国的最初动力就是来自于它们对中国市场利润的追逐。我们对外资企业的传统认识也仅停留在此。
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企业理论和社会实践已经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大大拓展。随着人们价值观、消费观与生产观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认识到，企业不再是一个简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孤岛”，而是与个人、社会以及其他企业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契约网络”中的“网点”。这些“企业公民”不断与周边的环境发生着交互性社会活动，而这些活动并不是产权界定相当清楚的交易活动，中间的权利边界是模糊的。这些外部性使得企业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损害其他人的权益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
因此，不管这些侵害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企业公民”都需要在赢得利润的同时回报社会，改善或弥补那些“受害人”的潜在利益。这也是当前发起“企业社会责任”大讨论的深层起因。
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往往通过出口、税收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来留住它们。它们的确在赢得自身利润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当地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的增加以及技术管理能力的提高。这些正是我们当时或缺的东西。但是，这种暂时的利益共赢格局，忽略了它们对劳工权益保护、环境污染以及与当地社区融合方面的要求。而且，有些外企的发展是以牺牲国内企业市场机会为代价。这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在享受中国大餐的同时，也应担负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
但现实是，有些外企不但没有履行它们所担负的企业社会责任，反而变本加厉地成为社会责任的破坏者。有些外企利用被给予的优惠政策，不择手段地在内陆榨取更多的利润。它们的有些行为在欧美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一个到那里投资的外国企业，必须首先讨论的是能给本国公民的社会福利带来多大的改善，而不是利润的多少。
当然，需要反思的不仅是这些外来“企业公民”的道德软约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政府以及政策法规的硬约束。改革当初，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提高GDP虚绩，而忽略了对外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正确的引导，甚至有些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吸引外资，其他有关可持续发展和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就扔在一边。
时代在发展，我们需要用一种不断变化的进取精神去看待我们伟大的改革事业。今天的制造业反思，正是让我们用一种更加清醒的理智去判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过去不能做，而在现在却又能做。如果说我们以前没有实力和环境去约束这些企业的外部性，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那么，如今成熟的市场环境、觉醒的消费者和媒体、热情的民间组织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正在为我们构建一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与外资企业和谐发展的通途和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