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就是我的办公室写的。”保罗·诺里特（Paul A.Neureiter）说，他是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贸易代表，他提到的报告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12月11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04年中国WTO执行情况报告》。因为今年12月11日正是中国入世3周年，这也是第三份年度评估报告。
12月16日晚上，正在广州访问的诺里特就这份报告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关心的问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此前他的助手告诉记者，他最关心知识产权问题。诺里特说，他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早日解决，最终可能影响华盛顿的政策走向，这是很危险的前景。在被问到中美贸易谈判的重点是不是从前期的贸易不平衡转到现在的知识产权问题，诺里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贸易逆差，而是确保知识产权问题不会成为双方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002年10月加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现职之前，诺里特从1998年开始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主要负责经贸领域，广泛参与了跟中国入世有关的谈判工作。在谈到作为贸易代表的工作时，诺里特说，现在大家有一种看法，觉得中美贸易总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似乎很不顺利，但其实两国贸易总体而言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个趋势从没变化。他指出，今年中美双边贸易可能接近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以证明双边贸易能给两国公司和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好处。事实上，他说，2003年温家宝总理就跟布什总统说过，缓解两国贸易紧张关系的最佳方式就是扩大贸易，而不是实施贸易制裁。布什总统对此表示完全同意，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排除贸易障碍，开放市场，使双方消费者可以全面享受对方国家的产品。
问题无法预见
《21世纪》：12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处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04年中国入世评估报告，你在这份报告的准备过程起了什么作用？
诺里特：这份报告就是我的办公室写的。我们有一个成员专门负责起草报告，其他人都要参与各个议题的评估和讨论。我们还作为协调员，确保整个美国贸易代表处都看过这个报告并同意发布。
《21世纪》：这个报告有90页，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希望传递的信息，比如，你觉得中国在履行其世贸义务方面做得怎么样？
诺里特：一个重要信息是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得相当不错，但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存在显著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农业通过不正当使用检疫手段操纵农产品进口、贸易权以及分销服务的放开仍然缺少具体细则、直销市场尚未开放等，其他方面也存在类似金融服务业的资本要求太高，远远超过对国有公司的要求等问题。此外我们认为还存在透明度的问题，比如中国承诺所有法规在实施之前都会征求各方意见，有一些部门这么做了，但其他部门还没做到，我们因此继续认为在全面公开讨论新法规方面还存在问题。要在5分钟之内归纳一个90页的报告实在很不容易。但我想说一句，总体而言中国在许多领域做得相当不错，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挑战。
《21世纪》：你提到农产品出口，我在报告里看到的证据之一是你们发现中国以低于国内市场水平的价格出口一批谷物，你觉得中国这么做的理由可能是什么？
诺里特：有两个可能的理由。一是有些产品的价格包含补贴因素，提供补贴的目的是支持国内农民，但在世贸组织会被视为非法；其次，我不知道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但这是一个可能的理由，就是为了长期而言能把国外竞争者挡在一边，开始的时候你大概愿意提供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先占了市场再说。
《21世纪》：具体而言，在2005年，你们跟中方会讨论哪些方面的问题？
诺里特：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报告里提到的所有问题，以及其他以前可能没有出现的问题。美国贸易代表处并不只是处理世贸问题，那是主要工作之一，但我们同时希望处理所有跟贸易有关的事情，涉及更加广泛的贸易关系。许多问题无法预见，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可能出什么问题。
分歧在于行动速度
《21世纪》：每当谈到知识产权，你从中方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会不会是“这需要时间”？
诺里特：其实中方最近几年的态度非常积极，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存在严重问题。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动作已经很快，我们应该再给中国一点时间，让他们改变法规、文化以及教育方式。我们的看法却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而不是满足于力所能及的范围，我想这就是目前双方的一个根本区别。改变应该来得更快一些，这跟知识产权保护是否重要无关，我们对其重要性已经达成一致，分歧在于行动速度及其影响。
《21世纪》：中方有没有解释这个速度问题，比方说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做起来有多难？
诺里特：这确实是一个巨大挑战，不仅中央政府需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地方政府也要行动起来。举个例子，在中国很多小城镇和村庄，许多职位就是由盗版商提供的，比如盗版CD和软件加工厂，大家又不理解问题有多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市长可能就很为难，似乎不能因为他们做了错事就让他们统统失业。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决定非做不可，否则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21世纪》：作为美方代表，你在美国听到的意见又是怎样的？
诺里特：几乎每个产业里都有公司向我们提出投诉。这涉及两方面，首先当然是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他们知道这里存在（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希望情况有所改善，但最起码他们在进入中国之前已经知道这个风险；另外一类受到影响的公司就不同，他们还没进入中国，也没在这里投资设厂，却发现他们发明的产品从中国出口到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许多受害公司都是中小企业，他们在改变华盛顿的气氛，改变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美国从整体而言对中国的态度还是相当积极的，但也可能变坏，一个因素就是知识产权问题。
《21世纪》：关于这些投诉，你手头有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提供？
诺里特：我们没有数据，只有许多产业估计自己因为盗版仿冒行为而受到的损失达到10亿美元数量级。
《21世纪》：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诺里特：我们跟各个产业谈话，请他们估计自己因为盗版仿冒行为而受到的损失情况，然后得出这个总数。
《21世纪》：计算方法是不是假设盗版仿冒产品可以卖到正版产品的价格？
诺里特：总数通常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这不是入世协议的错
《21世纪》：你作为美方成员深入参与了中国入世前夕的双边谈判，现在中国入世3周年，你希望发生的事情有多少已经发生了，是否有一些问题是你在谈判中没能预见而现在希望当初可以写在中美协议里的？
诺里特：在实践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都有准备，因为这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过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继续合作，努力解决问题。
《21世纪》：在你看来，中国对入世或者世贸组织的看法是怎样的，有没有偏差？
诺里特：在中国，许多人觉得入世会对中国造成损害，是一套旨在协助美国或其他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文件。这是错误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正确的看法是通过放开贸易而为中国的公司和消费者创造更高效率，带来更大受益。入世协议的最大受益人不是美国公司，而是中国经济，还有中国消费者。当然，无论哪里的经济改革都是困难重重，一些公司倒闭，一些公司创立，有人失业，有人找到工作，这个过程可能伴随一些痛苦，但这不是入世协议的错，而是经济改革的本质的一部分，而经济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
《21世纪》：你不觉得我们担心一些产业还太幼小，没能力跟外国公司竞争是有道理的么？
诺里特：这很正常，谁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在美国也会为我们的新产业和老产业担心。真正的危险在于你让恐惧压倒理智，结果做出一些坏的政策。担心新产业遭受打击的恐惧已经导致一些不良的保护主义政策出台。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全球范围都有。
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21世纪》：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一是许多中国公司抱怨美国反倾销程序非常复杂，花费高昂，而且基于把中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的现状，情况似乎注定对他们不利，你怎么看？
诺里特：反倾销体系确实非常复杂，但它得到世贸同意，符合世贸有关规定。至于定价过程，中国的情况跟过去相比有了很大改善，许多价格信号都是精确的。当然，也有许多其他价格信号不是这样，比如电力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价格就不是以真正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制定的。我们的法律是非常具体的，因此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不能把中国定义为市场经济，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对中国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进行判断，确定如果中国属于市场经济，这个产品的成本应该是多少。
这个做法非常复杂，而且看上去放大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成本差别。许多人认为这种放大是不公平的，但我要重申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程序，而我们自信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判断是正确公平的。同时，跟中美贸易的总量相比，跟中国对美国的巨大出口量相比，反倾销的数目是非常小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反倾销关税，但这个东西绝不足以构成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重大障碍。至于以后，我们当然认为中国可能符合规定而最终被定义为市场经济。
《21世纪》：二是中国最近宣布对某些纺织品加征出口税，有人说这跟美国即将取消纺织品进口配额制度有关，你觉得有道理吗？
诺里特：我认为这个问题留给中国的政策制订者回答可能更加合适。纺织品产业的改变非常复杂，美国绝对致力于取消一切配额制度，也希望和欢迎其他国家这么做，把关注焦点从配额制度转移过来。这是一个重大改变，许多国家，不仅是美国，还有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非洲，都会深受影响。中国决定加征出口税多半跟世界发展趋势有关，不一定跟美国的举动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