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意轩 周 鲁
嘉 宾：袁钢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宋国青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主持人：日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说，不排除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各位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袁钢明：客观来看，中国经济不会发生硬着陆。
硬着陆有两种情况：一是经济热到过头，因为不可控的外部因素的变化，不管本国采取多么好的软着陆的措施，都会被迫硬着陆；二是在经济比较热的情况下，由于本国调控不力导致硬着陆。
本·伯南克的分析，可能是指第一种硬着陆，他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经济正在软着陆，这会造成中国出口量的下滑，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而这不是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控所能左右的。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一，虽然近些年中国出口增速很快，但它并不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国内的投资。
第二，其实，我们现在很希望中国出口增速能够放慢一些，因为中国投资的过热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于贸易顺差带来的。出口增速下滑，将有助减少外资流入，抑制投资热潮，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降温。
第三，美国经济的这次调整也是软着陆，不会导致中国出口量的急剧下降。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即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比较高，本·伯南克对此也给予了肯定，他说“北京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发生货币危机变得越发不可能了”。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这些年来，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几次面对经济过热的局面，都处理得很好。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对经济过热的判断和经济调控标准也逐渐清晰，对消费价格、进出口比例等也基本上都有了调控时的指导参数。现在，大家已形成共识，在经济过热时，要尽可能以平缓的方式进行微调，不采取过头的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这一指导思想非常清楚，因此，中国也不大容易发生人为调控不当导致的经济硬着陆。
李稻葵：与发生过经济硬着陆的部分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情况有明显不同。
同样是投资过热，中国投资有一定的消费基础，如房地产、汽车等；而当年东南亚国家要弱得多，如泰国的投资基本上是房地产、酒店。
中国虽然在贸易和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是开放的，但在资本的流动上是管住的，国际资本的投机很难进入，也不会形成突然间大量资本外流的情况。
因此，外部环境的恶化，如美国或日本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力的下滑，但不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综合目前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等各方面因素，我国经济可以保持持续快速发展。
可持续增长将更持久
主持人：应该如何认识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
宋国青：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比较正常和平稳，整体在降温，通货膨胀率也没有太大的起伏。
李稻葵：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可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增长速度提高，二是效率不尽人意。
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去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４４％，今年甚至有可能达到５０％。高投资率是多种因素促成，有世界普遍看好中国的外部客观环境，也有中国的内在动因，如：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热情，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对经济增长比较乐观，把企业大量自留资金用于投资、上市后的银行积极寻找贷款的机会等。
此外，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的转型阶段，居民消费从电冰箱、彩电、洗衣机三大件，过渡到对住房，汽车等的消费，消费额大幅上升，而消费从一定意义上是与投资密不可分的，如住房消费，就会带动建筑、装修、家具等一系列链条的投资。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轮的投资热潮有一定的消费基础，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
袁钢明：与２００３年相比，在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加速中，支持增长的条件得到了改善，煤电等能源并不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没有那时厉害，政府调控思路很清楚，步伐很稳。
我想，我们现在的增长是连续三年的增长基础上的增长，是在经济形势进一步得到稳步基础上的增长，如果把握得好，这次经济增长的可持续程度将比前３年的增长更持久。
调控以经济措施为主
主持人：应采取哪些措施，控制目前经济增速过快的局面？
李稻葵：与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比，我国投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民营、私企和外资企业在投资中所占份额日益提高。这使得宏观调控的博弈双方发生了改变，由原先的政府和国企，变成了政府与民营、私营和外资企业。
因此，调控时要综合运用税收、出口配额等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去引导企业，而不能下命令。
此外，要用合理的市场化的指导性方针，对银行业进行引导，不要将贷款过度集中到某几个领域，要注意行业方面的风险控制。
袁钢明：中国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是近十几年来最合适的。
以经济手段为主，缓和调控，这被证明是中国宏观调控中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成为调控的一种指导思想。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用发行票据的方法，来收回由于外资流入造成的货币过多，而不是采取管制外资流入，这种方法比较软，虽然给银行业带来一些压力，但属市场手段，不会打破经济运行秩序，是一个成功的经验。在利率方面，应有一个长远规划，我们是否可以转变一下思路，采取非利率的办法来调控货币，对企业及商业银行施加影响？如窗口指导、配额贷款等。
宋国青：应该确定一个相关部门，比如央行，主持这次经济调控，而不能所有部门一哄而上，这样容易导致混乱。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都是普遍采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