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币、新加坡元和马来西亚元初时都是和英镑进行挂钩。1971年，英镑地区清算后，这些地区的货币便转而钉住了美元。港币后来采用了有调控的浮动制，但到了1983年又恢复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因为当时中英两国就这个城市的未来进行的谈判遭遇到了困难，给香港金融市场增加了不确定性。此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港币固定在了7.8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上。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香港金融管理局采用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兑换保证(Convertibility Undertaking)，允许银行在金管局开设的结算账户中的港币结余按照固定汇率兑换成美元，以巩固其联系汇率制。
新加坡元钉住美元的政策只持续了很短时间。1973年，新加坡政府将对美元单一货币的挂钩改成了对一揽子货币的挂钩，但是这一揽子货币中各币种的权重却并不对外公布。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这种一揽子货币盯住汇率制保证了新加坡实质汇率的稳定和竞争优势，促进了当期出口的增长。1985年，新加坡开始逐渐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但是政府仍然控制着其挂钩的一揽子货币的配重，同时根据经济的基本面对新元的浮动范围和中心平价汇率进行控制，但这个浮动范围仍然是不对外公布的。有经济学家认为，新加坡的这种汇率制度既增加了浮动性，又很好地保证了国内物价稳定和出口竞争力。
和新加坡一样，马来西亚也迅速从钉住美元单一货币转向了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揽子货币进行挂钩。该汇率制一直实行到1997年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抨击外国金融投机商破坏了该国的金融体系，决定开始实施资本调控，将马币钉在了1美元兑3.8林吉特的汇率上。
1960年代初，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省也实行外汇控制政策，将其本币和美元挂钩。随着经济发展和贸易盈余递增，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开始逐步推进浮动汇率。举例而言，韩国在1980年开始从钉住美元转为钉住一揽子货币。九年后，韩元开始实现在基本汇率范围内的浮动。1990年3月，韩国允许由市场力量和银行间外汇市场决定韩元价格，但是仍然限制韩元每日对美元的汇率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浮动。后来，这个范围开始逐渐变大。
泰国也于1978年从美元单一货币挂钩，变为钉住一揽子货币。该制度也一直持续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7年6月2日起，泰国开始实行可控的浮动汇率制，由市场力量对泰铢定价，泰国中央银行只有在必要时才会干预市场，以避免汇率波动过大给预期的经济政策造成影响。
台湾当局同样是在1978年实现从和美元挂钩向可管理的浮动制转变。在新制度下，决定外汇汇率的不是中央银行，而是外汇交易中心。每日汇率只能在前一日汇率±２.25%的范围内浮动，以避免出现剧烈波动。1989年，可管理的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取代。
亚洲汇率制度的历史表明，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亚洲所有的新兴工业经济体(NIE)都曾经让本币钉住美元或一揽子货币，这些国家和地区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实现了经济腾飞。贸易额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被视为它们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当然，这类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的成功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保持稳定的、有竞争力的货币汇率在促进外贸增长和外资进入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对过去这些经验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固定汇率制通过降低公司的金融风险和交易成本，促进了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
自然，从来就没有一种完美的汇率制度。在一个资本完全实现了自由流动的世界里，固定汇率制可以减少对货币政策的依赖性，固定汇率制也有可能使得本国企业积极从外国争取资金，一旦本币价值发生变化，过度的对外借贷就会严重损害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在讨论应该采用何种汇率制度时，需要看到每种汇率制度各有其优劣。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兰克尔所说，“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汇率制度适用于任何国家或者任何时代。”
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成为了近来热门的话题。但是我认为，不应该过度强调汇率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比这更重要、更紧迫，亟待新兴经济体去解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米斯金在其最新研究中总结道：“对于创造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而言，汇率制度的选择在重要性上可能不及好的财政、金融和货币体系。”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哪个更好的笼统问题上，而应更多地放在制度安排上。对制度改革——而非汇率制——的重视，会让新兴的市场国家更健康、更能避免近几年危机的重现。
(作者为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黄继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