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信报》
林行止/文
一、
三位经济学家联署在九月十八日国民经济研究局发表一篇工作报告：《一九七○年以来什么对经济学最重要》（www.nber.org/papers/w12526），细读内文（出奇地短，不计附表只有十页），知道他们（二位密芝根一位芝加哥大学教授）整理了四十一份（从一共二百一十五份学报中选出）经济学学报于一九七○至二○○○年（见论文注二）发表的论文，然后根据今年六月份「科学和社会科学引用（citation）指数」，统计它们被行家引用的次数。在所有学科中，社会科学似乎特别重视论文被行家引用的次数，一般视其多寡为衡量论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显然而易，它们是成正比关系的。
在这漫长的三十五年内（一九七○至二○○六年）内，被引用五百次─作者们认为最具影响力的次数─的论文才有一百四十六篇，读者应该闻其名（当然也有受其教）的经济学家如巴罗（R. Barro）、范玛（E. Fama）及史狄格烈兹（J. Stiglitz），各有六篇论文入围。就此一角度，称他们为期内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实不为过；被引述的论文在五、四、三篇之间的，亦有八人。
这种统计方法有一大漏洞，此为发表年期愈久被引用次数可能愈多，事实果真如此─有五百次以上引用纪录的论文，发表于七十年代有六十九篇、八十年代五十八篇、九十年代十九篇（其中九三年后的只有一篇）。换句话说，那些九十年代后发表的论文，日后被引用的次数可能大幅增加。
笔者过去数度在这里评介过美国（只有美国有这种资料）大学经济系的排名，引证这篇工作报告的资料，「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第一」的说法并没有错，不过，芝大独占鳌头的日子已逐渐淡化……。在一九七○─七九年间，几乎四分之一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出自该校学者之手，至二十世纪末，已没有一家学府占有超过百分之十六的引用率，这可能代表芝加哥学派已趋式微，亦可能是其它大学以优厚条件「撬走」了许多芝大训练出来的学者。
由于把开始年份定在一九七○年，此前的杰作─学界公认、有口皆碑─即使被大量引用，亦无缘入围。阿当．史密斯的《原富》（一七七六）、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八六七）以至高斯的《公司的本质》（一九三七），显而易见便是「遗珠」；而香港无人不知的佛利民，一九六七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那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的主席就职演说：〈货币政策的角色〉（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亦成漏网之文！
颇出笔者意外的是，张五常教授那几篇写于六十及七十年代、令他在经济学界闯出名堂的论文都榜上无名；张氏的授业师、温文尔雅的艾智仁（A.A. Alchian）则有二文上榜……。
香港经济学家上榜的仅二○○四年出长中文大学的刘遵义教授一人（如此便把他列入香港旗下！），这是他于一九七三年和二位同仁合写的论文，引用次数为五百八十三次；那一年，刘校长才二十九岁（他二十五岁得加州柏克莱博士学位）！
二、
一八六六年，芝加哥一名马车车轮工匠劳施威尔（R. Rounsavell）有条件地捐一百元（美元．下同）给刚成立十一年的西北大学，条件是他的嫡系子孙可以免费进入该校就读！
今年，他的曾孙或玄孙拉宾（LeBuhn）获该校取录，他喜不自胜，因为可以「读免费书」；现在该校年费三万三千四百零八元，美国大学四年制，即获学士学位的学费近十三万四千元。
问题是，整整一百四十年前的一百元，现在值多少钱？
单纯从购买力计，据经济史网站（http://eh.net/）的计算，仅为一千二百二十三元而已，劳施威尔的「投资」显然跑赢消费者物价指数，ＣＰＩ如此「不争气」，显然是因为期内二度经济大萧条数度衰退令物价大跌所致；如果将一百元投入长期债券，把每年收入孳息滚存，现在九万七千余元，仍是劳施威尔「数」；但若在长债孳息上加二个百分点的「风险贴水」利率，情况骤变，复利滚存的数字达一百二十万。从投资的角度，一百四十年前投入成立不久的西北大学，属高风险投资，因此加二百点子「风险贴水」，是合理要求，若加五百点子，总数便达五千四百万。劳施威尔「除精有笨」！
上述这些简单数字，说明「复利」的威力；关于「复利」，十六年前笔者为月刊写过一篇附有详表的短文：〈教孩子不可忽略复利的「福利」─小数长计细水变洪流〉（收在台北远景社的《投资族谱》），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