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着世界现代史上的某种新鲜事物：一个拥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之所以与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一样，呼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原因。*但中国只有在觉得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行事。对此，美国也不应感到惊讶。美国人自己也正是这样看待本国的国际义务的。
目前，中美两国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是收支“失衡”问题。许多美国人抱怨称，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以便保持过度的竞争力。的确，中国有着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将为1840亿美元，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2%。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如此庞大的盈余。
那么，首先要问的问题必定是：对于一个穷国而言，输出如此庞大的资本是否有意义。我觉得，答案是“没有意义”。但随后我们一定还要问中国为何有如此大规模的盈余？简短的答案是：中国的储蓄规模比国内投资规模还要大。注定是这样。在中国，这些盈余大部分被投资于其庞大的外汇储备，目前该国外汇储备约为1万亿美元（即占GDP的40%）。
与传统观念相反，中国家庭的节俭并非中国储蓄过剩的主要原因。正如瑞银集团(UBS)的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所言，首要原因是中国庞大的公司储蓄。**
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国内投资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33.7%升至41.2%。然而，同期内中国的总储蓄率则从35.4%升至48.4%。如果我们对后者进行更缜密的研究，就会发现同期内的公司储蓄（即未分配公司利润）从占GDP的19.6%跃升至29.1%，而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仅从12.9%升至16.8%。总体而言，储蓄总量增加的部分中，约70%源自于公司部门不断上升的盈利能力。
当然，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家庭储蓄比例较高。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指出的，2004年中国家庭的储蓄比例占其可支配收入的32%，这令人印象深刻。***不过，家庭储蓄只占中国储蓄总量的三分之一。未分配公司利润重要得多。安德森强调，公司仍需向银行借款，因为它们的投资规模比储蓄规模还高。但这使中国和其它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没什么区别。
那么，决定因素就在于公司部门的重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重组，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已导致数千万工人下岗），已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盈利能力，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公司部门的储蓄规模。因此，人们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润率已有大幅提升。由于这些改革，尽管中国投资规模庞大，但仍拥有储蓄盈余。
一些读者或许仍对以下说法心怀疑虑：动作迟缓的国有企业部门正创造着巨额的利润。然而，他们应该注意到，如果这些数字是错误的，那么以下四种现象至少得有一种是事实：经常账户盈余被严重夸大；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大大高于统计数字；政府储蓄占GDP的比例要高得多；或者，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比人们认为的要低得多。上述情况都不太可能存在。正如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所言，当你排除了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情况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也肯定是事实。这里的事实就是：中国企业正在进行着巨额储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利润异常丰厚，因为投资率表明，它们所使用的资金也同样数额不菲。
现在，想一想这个重要问题：中国储蓄这么多，或投资这么多，是否有意义呢？毕竟，消费——包括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还不到GDP的一半，而私人消费仅占GDP的40%。我认为，答案是：“没有意义”。更低的投资很可能也能使中国实现同样迅速的增长。它肯定不需要积累更多的外国资产。目前，增加消费肯定是理想的，如果是数亿农村贫困人口在消费，或是为他们的福祉而消费，那就更好了。
此外，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指出的，政府可以借助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结果。它可以要求国有企业分发股息，而不是留存所有利润。假设政府通过这种方式从这些企业那里拿到相当于5%GDP的资金，并把这笔钱用于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工程：如公共卫生。其它因素都不变，则总储蓄率和经常账户盈余将会下降。当今中国人的福利将会增加，而他们明日的福利减少甚微，甚至不会有任何降低。既然将来的中国人将比现在的中国人富裕得多，中国本来就应该更多地“提前”消费。
相反，如果像那些担心经济过热和投资过度的人建议的那样，减少总投资，但不削减储蓄，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到时候，经常账户盈余将呈爆炸式增长。这将具有全球破坏性，而不会给中国本身带来任何明显的益处。
我想说，中国政府需要的不是削减投资的政策，而是削减储蓄的政策。而且，要实现这个目的很容易，因为正是中国政府本身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这些巨额储蓄。归根结底，这样的变革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政府需要做的，就是行使自己的所有权。正是这一改变（而非汇率政策的改变），是中国迈向外部调整的最重要一步。这对中国有意义。这对世界也有意义。保尔森对此应该会心满意足。
martin.wolf@ft.com图表来源：CEIC; UBS* 2006年9月13日, http://www.ustreas.gov; ** 《对中国公司的狂热》(The Furor over China’s Companies), www.ubs.com/economics (restricted); 同时参见高路易(Louis Kuijs),《中国的投资和储蓄》(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3633》(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3633), 2005年6月, http://ssrn.com/abstract=756985; ***《地区经济前景，亚太地区》(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2006年9月, www.imf.org. 作者简介：马丁·沃尔夫 (Martin Wolf)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资深编辑 (associate editor)和首席经济评论员。他对全球经济有着精辟的深刻分析，获得了国际上各界广泛普遍的承认赞赏。在 2003 年度“最佳商务记者奖”评奖中，他荣获“十年杰出成就奖 ”。沃尔夫先生197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然后，他到世界银行任职，并于1974年出任世行资深经济学家。1999年以来，他一直是每年一度的 “世界经济论坛 ”的特邀评委成员。
( 作者：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2006年10月10日 星期二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