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们有必要先来简要地叙述一下他的“经济增长黄金律”这一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曾提出过“平衡增长理论”,费尔普斯利用并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黄金律”，进一步探讨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即如何使劳动与资本比率之间的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将劳动与资本比率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并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的配置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可以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
启示之一：为何投资增长过快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12.1%，2002年同比增长16.1%，2003年同比增长24.0%，2003年同比增长26.7%，2004年同比增长25.8%，2005年同比增长25.8%和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29.8%。这些数据表明，投资增长过快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的主要动力之一，也表明了资本存量在不断增加及资本增长率在不断上升，由此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
那么，中国的投资为何会增长过快呢？这主要是来自于两方面因素的重要影响：一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这主要受中国经济增长及全球低利率等因素影响，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另一是中国国内的储蓄率持续上升。经济持续增长使得国内资本积累急剧扩大，尤其是储蓄持续高增长。储蓄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当就业率不变或有所下降时，这两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体中沉淀了大量的资本，并形成了更多的资本积累，最终使得产出(GDP)超过了正常的经济增长率水平。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投资过热及经济结构性过热的现象。
这表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投资过热及经济结构性过热现象，恰恰反映了劳动与资本比率的失衡。也就是说，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的增长要明显快于劳动力增长速度。因而，目前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应当是适度降低资本增长率或言投资增长过快，以弥合潜在产出（GDP）与实际产出（GDP）之间的缺口，并确保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或言稳定增长。
启示之二：事实上，近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与资本比率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力增长速度的相对降低。从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分析，2001年年末为3.6%，2002年年末为4%（比上年末增加0.4个百分点），2003年年末为4.3%（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2004年年末为4.2%（比上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2005年年末为4.2%（比上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同样，这些年来新增就业人数基本上维持在年增980万人水平。这些数据显示，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就业人口增速（劳动增长率）明显低于投资增速（资本增长率）。
我们知道，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农业富余人口极其丰富，每年转化为城镇就业人口的速度提高，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独特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是，现在随着中国的投资增长过快，当投资增速大大超过就业人口增速时，必然会带来就业率相对下降的突出问题，即投资过热会对就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就业率的相对下降又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当资本增长率远远高于劳动增长率时，这种经济增长只能依靠较高的国内储蓄率来支撑。由此，又会导致国内消费不振及就业率下降，并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依然要控制投资增长过快，通过降低资本增长率或消化提前增长的资本存量，以及提高劳动增长率或就业率，来改善或调节劳动与资本比率，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这个角度分析，提高就业率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中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启示之三：投资效率低下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按照索·洛增长模型所展示的，GDP(或产出)的增长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及边际生产力（资本与劳动的组合比率）所决定的，此外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也有作用，技术进步也可以提高产出水平。而费尔普斯在一篇关于“黄金律”的著名论文中，还试图分析产业发展与技术进步速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资本投入和增加研发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技术进步，以及经济中存在的创新和新发明等问题。
反观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投资效率低下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不大。当投资增长过快时，即当资本增长率或资本存量不断增加时，尽管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以前已有所提高，但技术进步对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并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因素成了导致资本或投资本身报酬递减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也可能会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现在，中国在不断强调“科技兴国”的基本国策，一个重要的经济意义在于：当前通过降低投资增速和提高劳动增长率是调节和改善劳动与资本比率失衡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样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也可以优化资本与劳动比率并促进经济增长。这样，才能彻底转变目前经济增长非集约型的发展模式，并走出一条我们可以预期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之路。
上述这些启示告诉我们，由于中国经济无法回避投资过热、失业率、提高投资效率等宏观经济问题，将费尔普斯的“经济增长黄金律”理论应用于分析这些宏观经济问题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的解释力。为此，通过调节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核心因素：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以及边际生产力，并通过加快技术进步来优化资本与劳动比率，使劳动与资本比率的配置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以促进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一点恰恰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