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他的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中国经济？清华大学著名学者李稻葵教授有自己的观
点。
“黄金律”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听到诺奖结果，我有些意外，但费尔普斯教授的成果，对全球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稻葵表示。
但西方的经典理论，在中国经常“水土不服”。李稻葵表示，虽然费尔普斯教授“一谈论中国经济就格外兴奋”，也曾多次来华访问并发表演讲，可他的研究成果很多情形下并不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
“仅就‘黄金律’而言，它确实描述了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的最优化条件，”李稻葵提醒道，“可这个理论成果，实际上只是适合于美国等经济运行已经高度稳定的国家。”
李稻葵举例道，“美国储蓄率低，人均资本持有量不足，日本的情况恰恰和美国相反，通过美日两国的贸易，可以达到‘黄金律’定义的状态。而同样的理论，对于中国这个经济正在起飞、资本尚处于积累状况的经济体而言却很难推演。”
但李稻葵同时强调，虽然我们难以直接照搬费尔普斯的诸多成果，但他的观点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我们从中可以研究中国资本积累的速度”。
西方把持诺奖“选题权”
“不同的经济发展程度，导致诺奖得主的研究成果，通常只适合特定经济体的国情”。在李稻葵看来，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频繁垂青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根源所在。
翻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稳定名单就可以发现，自2001年以来的12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中，除了2003年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和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其余10位均来自美国几大著名学府。
李稻葵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是西方学术界对经济研究“选题权”的天然把持。“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所不同，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经济运动的情况，中国的经济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发展问题，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这个问题早已经不是热点，他们关注的是更前沿的话题。”李稻葵表示。
此外，研究投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李稻葵不无羡慕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就像奢侈品，美国人在这个领域投入最多也最卖力。”
中国学术界什么时候才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李稻葵认为，除了加强研究投入特别是基础领域的投入外，还要寄希望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只有等到中国话题成为世界讨论的真正重点，因为诺奖‘选题权’的背后，恰恰是国家的经济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