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创造「乡村银行」微型贷款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良好的扶贫范本。「乡村银行」不需担保，贷款给过六百五十万人，总共借出五十七亿美元，还款率高达九成九。微型贷款更使妇女对生育和教育子女的认知也有明显提高。「乡村电信」也让偏远乡村的人用「微型贷款」买手机，让村民共用，每次收一点钱，已贷出超过五十万支，每支手机平均涵盖二千五百人，可替至少二千三百万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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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有「穷人的银行家」之称的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以及他创办的「乡村银行」（Grameen Bank），这乃是近年诺贝尔颁得最有意义的一次。它也唤起了人们对当今日益严重的贫穷问题之重视，并鼓励人们以具有创意的方式来设法助贫脱贫。
孟加拉乃是近代全球人口最多的极贫国家，一亿四千万人居住在地势低洼、由恒河及布拉马普特拉河冲积而成的三角洲上。由于地势偏低，加以动辄暴风雨为患，水灾和饥荒遂成了它的宿命，也是孟加拉长期贫穷的主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说孟加拉乃是「国际的断手断脚残废人」（International basket case）。
据称，改变尤努斯一生的，乃是一九七四年孟加拉的水灾和饥荒。在大学任教的他下乡协助救灾。发现有个编竹凳的妇女，由于缺乏资本，每次都向村里的放债人借高利贷买竹，卖掉竹凳后还债，所赚并无几文钱，而村里与她情况相同的计有四十二人。当时他曾向一名银行经理拜托，希望能借钱给这些妇人充当本金，但银行认为这种穷人借了钱之后根本不可能归还，因而拒绝。于是他遂自掏腰包借给她们二十七美元。这就是他后来于一九八三年创办「乡村银行」的缘起。
迄今为止，他的「乡村银行」已不须担保，贷款给过六百五十万人，总共借出五十七亿二千万美元，已还款五十亿零七百万美元，还款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八五。贷款者百分之九十六为妇女。他的「乡村银行」，有二千二百二十六个分行，分布在七万一千多个村庄，通常都是贷放五十美元到一百美元作为小型创业的资本。他开创了全球最独特的「微型贷款」（Microcredit）「微型金融」（Microfinance）、「微型商业」 (Microbusiness)等财经理念及其实践。
我第一次知道「乡村银行」及它的「微型金融」和「微型商业」，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别顾问沙杰士教授（Jeffrey Sachs）所著的《贫穷的终结﹕在我们一生中如何促其实现》读到的。沙杰士教授在书里指出，「乡村银行」这个纯民间的公益银行，它的上层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孟加拉乡村促进委员会」（BRAC），借着「乡村银行」的贷款，而且经常是一组人集体贷款，妇女们的合作性和接近商业的能力都告大增，而更重要的，乃是她们的许多价值观也改变了。他在二零零三年偕同哥伦比亚大学的生育健康专家罗森费（Allan Rosenfield）访问孟加拉，和一群贷款做小生意的妇女交谈，这群妇女只有一个育有三名子女，百分之四十有两名子女，百分之二十五只有一子女，其他则尚未生育。而问她们希望要几个子女时，全部都举手认为两个最好。这和孟加拉妇女多半都生六到七个子女的情况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因此，「乡村银行」其实已非一般的银行，而更像是一种合作事业与社会事业。它透过「微型贷款」，让农村妇女彼此合作，免于剥削，并可培养出接近商业的能力，也创造出了一种自产自销的小商业模式。而更重要的，乃是借着这种「微型贷款」、「微型金融」、「微型商业」，妇女已可摆脱传统的束縳，在家计里的角色趋于重要，而她们也因此得以「增进权力」（Empower）和产生更有长远性的新人生态度。她们倾向于少生子女，倾向于自我学习以及尽量让子女有更好的教育。「乡村银行」所做的这一切，只能算「微型事业」和「微型贡献」，它可以让穷人获得些微改善，尚称不上是「摆脱贫穷」，但却替人们及社会厚植了摆脱贫穷的潜力。
而「孟加拉乡村促进委员会」除了有「乡村银行」外，事实还有另外一个根据同样思路而成立的「乡村电信」（Grameen Telecom），它成于一九九七年，让偏远乡村的人用「微型贷款」买手机，这个手机可以让同村村民共用，每次收一点钱，这个手机持有者即可用以归还贷款。它到了二零零三年已贷出五十万支手机，每支手机可以平均涵盖二千五百人。到了二零零四年，手机已分布九千四百个村庄，可替二千三百万人服务。
这是一种用微型的方式来使用现代科技。哪个村有意外、有灾害、有染病﹔哪里有什么立即的商机，各类有用的信息都可藉此而快速传递。人们都知道「接近市场」和「接近信息」，乃是应付环境变化和脱离贫穷的必要条件，而「乡村银行」及「乡村电信」就是以非常独特，甚至是以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合作分享方式，开辟出了这样的通道。「乡村银行」目前被一百多国仿效，「乡村电信」也被几十国复制。尤努斯教授以「合作经济」的方式，替贫穷国家的穷人们打开了一扇新的机会之窗，让孟加拉贫苦农村能够在合作、团结、分享、减少剥削，大家相互学习相互赋权的情况下携手向前，有和谐有进步，在「贫穷经济学」上，厥功至伟。他除了诺贝尔和平奖外，其实还该得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关诺贝尔奖，尤其是和平奖，一向都颁给世界结构上层的人物，或反映了西方新兴主流价值的人道代表以及符合西方期望和利益的第三世界人物，而对第三世界的独创性人物，除了一九九二年颁给危地马拉原住民曼珠女士（Rigoberta Menchu）外，这次颁给尤努斯，遂格外意义不凡。尤努斯不是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人物，但他却能根据自己的创新思维，开创了一种与掠夺型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合作式小经济。他把西方式的金融与科技，以一种转化的方式用到自己的国家，这对第三世界实在是个很好的启发。而除了尤努斯之外，我觉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微型金融」上的做法，无论是否得自尤努斯教授，但也同样值得肯定，查韦斯总统的做法在拉丁美洲已在日益扩大之中。
查韦斯也搞微型贷款
查韦斯总统在近代拉丁美洲，乃是师承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的反美传统之另类英雄。查韦斯由于在反美问题上一向长于闹新闻，他的许多正面做法反而被人忽略了。其实查韦斯绝非莽夫型的人物，他在贫富问题上的思维确实有着先驱实验性，例如委内瑞拉、古巴、巴西相互合作，委内瑞拉提供石油交换古巴的医生和巴西的粮食，大幅改善了委内瑞拉穷人的医疗健康服务和粮食不足的问题﹔他也用公共资源对穷人提供「微型贷款」和发展「微型商业」。而更值得注意的，乃是教师之子出身的查韦斯深体贫穷和文盲无知的相关性，因而他的「微型贷款」乃是和教育挂在一起的。凡贷款者肯将子女送进学校的，都将特别优惠，这即是所谓「有条件的现金资助」条款（CCTS）。查韦斯的模式，目前已在拉丁美洲成为一个有效的范本。
其实，有关贫穷的问题自古即已存在，于今尤烈。联合国成立之初，扶贫助贫除贫即是主要目标。只是我们也都知道，这项工作到了最后只是徒托空言，富国不但未能达到出资GDP百分之零点零七帮助穷国的许诺，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在透过「不等价交换关系」以及种种政经操作，在持续的剥削着穷国。我最近阅读英国作家希布鲁克（Jerenny Seabrook）所著的《全球贫穷问题》小册，即将世界由殖民时代以降，如何透过种种运作而让贫穷问题固定化以及持续恶化的原因做了扼要的探讨。及至到了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由于游戏规则的更加片面化，例如富国的农产品补贴和这样那样理由的保护主义壁垒，更使得穷国希望借着最简单劳力的农业去发展的机会都日益渺茫。这也造成今天全世界富国与穷国差距日益扩大。
当代美国思想家希梅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即指出，贫穷问题对当今世界主流而言，只不过是个「像老鼠一样可厌，有待排除的麻烦」。这也是直到近年，由于世界因为贫穷所造成的动荡日增，否则贫穷问题根本就无人理会。几年前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乐施会、歌星波诺等会倡导免除穷国债务问题，经济学家们会指控用债务控制别国的不人道，也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下才可以理解。
但指控贫穷形成的原因，设法改善世界贫富两极的差距是一回事，穷国自求改善，用具有创意的方式强化自己国民的能力，自我奋起，或许更加重要，这乃是尤努斯和他所做的事特别值得称赞的原因。
这是个赢家通吃的社会
而当今的世界除了原有的富国穷国差距拉大，穷国更穷的问题，其实还有着另一个各国内部、甚至包括富国在内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问题。这一方面和当今世界已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法兰克（Robert Frank）所谓的「赢家通吃社会」（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有关外，也和工作就业问题的改变有关。例如一九八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李奥迪提夫（Wassily Leontief）曾指出过，由于生产力的成长持续大过人口的成长，工作机会的减少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这意谓着将来失业者必然日增，由于无业就没有薪水，因而将来难免出现一种悖论现象，那就是社会物质丰富有如天堂，但愈来愈多失业者没有薪水，遂只得在天堂里捱饿﹗
当今这种内部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稍早前美林证券和凯捷企管提出《二零零五年世界财富报告》，指出当今全球百万美元级富翁已达八百三十万人，但各国中产阶级却都在快速缩小。以美国为例，最富的百分之一人口在过去十年里的财富数倍增加，而下层百分之六十八人口财富减少之势则一直持续。到二零零二年美国穷人已达三千四百八十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四。由于有没有工作日益重要，有项民调问欧洲人最怕什么﹖答案都是失业。芬兰怕失业的占八成五、法国和瑞士达七成八和社会福利减少，德国达七成三。由于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减少，「新贫」问题已正式出现。英国的「卡奴族」、日本的「老穷族」和「新下流族」，或通称的「月光族」，都是新贫问题的症候——人活着已无积极的意义。近代法国思想家哥兹（Andre Gorz）早就说，若富国不改变「工作」和「就业」的定义及制度，新贫人口在天堂挨饿的情况将更严重。
而谈到贫国和内部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中国大陆则无疑是个新的焦点地区。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今年初的报告，中国最高的百分之十人口，拥有百分之四十一财富，最富的五分之一是最穷的五分之一所得的三十三倍，而政协委员李永海在中国政协和人大会上指出，到了二零零五年中国超过百万美元资产的已达二十三点六万人，但中国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没有基本的养老保险，一点四亿老人和六千万残疾人没有基本的福利。大陆有上亿人民币的豪宅，两千万一辆的超贵名车，一下就卖了十辆。大陆内部的不平等显示，在基尼（坚尼）系数已达零点四一这个「危险水准」。这也是中共当局在今年两会上把农村列为重点，农村投资增加百分之十四点二，达三千四百亿人民币，占总预算百分之八点九的农业税也将停征，可使每人减少一百五十六元（约合一点九美元）负担。
最近英国《经济学人》也指出，中国在教育和福利投资上极不符需要，尚达不到智利和波兰的水准。中国想要摆脱拉丁美洲过去那种贫富不均的恶梦，恐仍将付出极大的努力。而除了官方的积极投入外，如何像孟加拉那样由民间以创意参加助贫扶贫，可能也同样重要吧﹗
二十一世纪，乃是旧贫和新贫问题皆在爆发，全球和各国内部都面临「平等」的考验之时刻。尤努斯教授获奖，更加提示我们对这些问题不要掉以轻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