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正在经济发展竞赛中领跑，但它们的领跑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依靠制造业，印度则依靠服务业。这两个国家可能会共同开创一种更广、更有力的全球化模式，并给发达国家带来压力。中国以制造业主导的推动力绝对惊人。工业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增加到了2003年的52.3%。在这13年间的GDP累计增加值中，工业产值占了整整54%。服务业对印度经济增长的推动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印度GDP中服务业的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到了2003年的50.8%，占同期印度GDP累计增加值的62%。

但中国和印度的这些优势掩盖了各自经济中的不足。1990年至2003年间，工业对印度GDP的贡献基本上一直在27.2%的水平徘徊。结果是，过去13年间，在印度的GDP累计增加值中，工业产值仅占27%，几乎只有中国工业对GDP贡献的一半。与此同时，服务业在中国GDP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31.3%增加到了2003年的33.1%。期间，中国服务经济的增长量在整体GDP累计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只有33%，仅为服务业对印度经济增长所作贡献的一半多一点。中国改写了制造业主导型发展的经典篇章。四个主要因素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与众不同：43%的国民储蓄率、举世瞩目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迅猛增长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巨大的勤劳而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反观印度，它的国民储蓄率仅为24%，基础设施状况惨不忍睹，而该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2003年仅为40亿美元，与最近两年每年都有530亿美元外资涌入的中国相比，相形见绌。

但这些不利条件并没有阻止印度发展的脚步。通过选择一条以服务业为主导的道路，印度绕过了储蓄、基础设施和外国直接投资上的制约，而长期以来这些制约因素一直令该国的制造业战略发展步履蹒跚。该国对服务业的依赖反而令它能充分发挥它最大的优势：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信息技术实力以及英语水平。结果是信息技术带动的软件、业务流程外包、多媒体、网络管理以及系统集成等服务行业的复兴。服务业的复兴使印度得以填补工业化过程中的长期缺陷留下的空白。

另一方面，中国在大多数私营服务领域存在欠缺，尤其是在零售、配送，以及会计、医药、咨询和法律等专业服务领域。但电信业和航空业是其中的例外情况。在今后5到10年间，中国服务业中的缺口意味着巨大的商机。在发达国家，服务业至少要占到总体经济活动的65%以上，是中国目前水平的两倍。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扩张也能满足一块重要的就业需求，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导致每年700万至900万个职位的削减。如果中国制造业带动的增长继续，并且印度成功实现罕见的服务主导型发展战略，那么富裕的工业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新挑战。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理论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好担忧的。长远来看，作为生产者的工人创造的收入应会在账目的支出栏列出，成为一个新消费阶层的购买力，这将为发达国家的供应商带来商机。

问题在于，这些基本设想受到严重质疑。从最简单的形式来看，“开放”经济模式由两部分组成：可交易部分和不可交易部分。对于富有的发达国家来说，制造业的市场份额让给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不可交易的服务业有保障。服务业长期来一直受到保护，没有向国际竞争开放。

但现在，只要点击一下鼠标，白领工人生产出来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内容就可以出口到任何地方。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许多服务变得可以交易，不仅是位于价值链低端的呼叫中心接线员和数据处理员，而且包括越来越多处于高端的软件程序员、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和医生的工作。

服务业驱动的发展模式，如目前正在印度发挥作用的这种模式，扩大了全球竞争的领域。结果是给发达国家的就业和实际工资带来新的压力。高成本富裕国家目前正在出现无就业增长复苏，而对于这种复苏的形成，这种压力并非无关紧要。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在印度和中国等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以服务和制造业为基础的成功发展模式提出了一个最棘手问题：我们怎么办？

作者是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李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