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和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磊教授，请其对本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提高发表看法。
流动性不应作为政策依据？
在谈到对本次政策的预感时，宋国青称：“很意外。”他也不认同此次政策是为收缩流动性的看法。在他看来，流动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既无准确的概念定义，也无相应的统计数据，“央行不应以此作为政策的依据”。
宋国青认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要依据更准确的概念。这些准确的概念应该是m2（广义货币）、贷款增速。“宏观经济政策需要管理的是总需求，而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与总需求密切相关的因素应该是这些。”而“目前m2的增速是非常慢的，特别是环比增长很低，目前只能说商业银行的放贷意愿比较强”。
但是宋国青强调，一些直接控制投资的行政性调控政策不久前才实施，相应的调控效果会慢慢释放，为此，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企业的贷款需求有多强还不知道，如果没有企业贷款需求的增长，银行的贷款意愿比较强对于实际贷款增长的意义就不清楚了”。在宋国青看来，如果未来贷款实际增长的速度不会太快，那么本次政策出台的必要性很值得质疑。
不过，陆磊却认为，“银行改革周期对于信贷周期的影响决定了本次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政策的出台是在为此新一轮银行信贷扩张做好提前预防。
信贷过热的推动力，来自于实现上市后的银行。陆磊认为，2005年，各大银行为了上市而非常重视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以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收缩信贷的动力，2005年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但是，随着本轮以上市为主的银行改革的完成，上市后的银行，已使资产负债表的权益方规模大量增加，而为了满足投资者收益的要求，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资产将会逐步向高收益、高风险的贷款转化，因此，不排除因之而形成银行贷款快速增加的局面。
调控可能过头？
针对目前普遍仍然认为的“经济仍然过热”的观点，宋国青也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在今年8月份上调利率之后，“调控力度可能已经比较合适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已经回落到合理的水平，目前的调控可能过头了”。
“目前有一个过快增长的因素是海关顺差，第三季度数据同比增长约70%”，不过，宋国青提醒，“海关顺差这样的增长本身是一个异常的现象，不能预期它长期保持这个水平，未来回归正常增长率的可能性非常大。
宋国青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表现较为合理，这意味着目前的总需求水平是相对合理的。由于投资，净出口都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总需求管理要对净出口未来向正常水平的回归有所准备，也就是说，假如有一天我国的净出口降下来，投资就要升上去；为此，当前货币政策的导向应该是为投资的扩张做好准备，而非提高准备金率。
但是，陆磊却强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是目前可选择的最好货币政策”。
陆磊认为，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意在直接收缩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目前，我国人民币的流动性是确实过剩的，在存款收益很低的情况下，截至9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达32.78万亿，同比增长17.15%，而同期外币存款结余仅有1606亿美元，同比仅增长2%，我国的外币存款与我国贸易顺差、FDI的增长没有形成一种高度相关的关系。大量的外汇结算后藏于央行，而非“藏汇于民”，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是导致这种“流动性不对称过剩”主要原因。
为此，“相应的直接锁定人民币流动性的政策也是可取的”。陆磊说。
存款准备金不是调控工具？
准备金率是一种银行业风险监管和流动性监管的长期工具。在很多国家，存款法定准备金率是比较稳定的，一方面反映一国商业银行对于银行风险管理和流动性管理的水平，一方面反映中央银行对于银行业风险与收益的偏好，目前已有多方质疑以长期工具管理短期经济波动可能弊多利少。
对此，宋国青认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根本就不是宏观调控的工具”。不过目前我国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国不太愿意采用利率调控的手段主要的原因在于汇率和利率的矛盾，目前，外汇储备增长过快，本身已经累积很多升值压力，央行主要怕利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如果因为这一点而滥用长期监管工具可能导致新的问题。
不过，陆磊却认为，“目前提高利率的效果不明显，副作用也大。很难找到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发挥像存款准备金率这样的作用，目前的存款利率为2.52%，如果再考虑1.3%左右的通货膨胀率和利息税，那么，存款的收益就是非常低的。为此目前人民币存款的大幅增加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预期人民币升值，如果不提准备金率而提利率，那么，很可能进一步加重升值预期，从而加剧流动性过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