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志雄认为，东亚地区签署有关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趋向虽然日益活跃，但由于面临着由哪些国家参加，以及按照什么样的顺序迈向这一目标等问题，因此，目前尚处于“磨合”阶段。
他说，按照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解释，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效果分为正面的“贸易创造效果”和负面的“贸易转换效果”。前者是指通过废除区内贸易壁垒，扩大区内贸易；后者是指仅在区内消除贸易壁垒，由区内相互之间的进口取代来自生产率高的区外进口。
处于互补关系的各国相对于处于竞争关系的各国而言，贸易创造效果很可能大于贸易转换效果，因此，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获得的利益就大。一般而言，越是发展阶段相差悬殊的国家，互补关系越强，相反越是发展阶段接近的国家，竞争关系就越大。
亚洲各国的具体情况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与中国内地之间的互补关系较强，而东盟与中国之间竞争关系较强。
其中，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互补关系尤其强，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经济益处也最大。
关志雄指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日本与新加坡反而先行一步，签订了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协定，之所以会有这种结果，与经济效率的理论没有关系，而是尽量避免反对意见的政治理论被摆在了优先位置。这里就产生两个矛盾。
首先，如果按照先易后难的顺序推进，就会留下一大堆难题，广泛的贸易自由化构想有可能因此而中途受挫。
其次，政治上越容易做到的，经济上的好处就越少，相反，经济上的好处越大，产业调整及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规模越大。从分工利益的经济角度讲，中日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最为可取，但在政治上最难实行。这是因为即使撇开农产品的问题，日本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等）会持反对意见，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也会加以反对。
他认为，除了来自部分国内产业的反对之外，历史认识问题及由此造成的两国国民间的相互猜疑，也是中日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一大障碍，这是事实。但是在欧洲，20世纪前半叶，德国和法国两度在世界大战中交战，两国恰恰希望通过实现经济一体化超越过去的历史。中日两国同样需要这样的思维转换与政治魄力。
关志雄最后强调，中日两国都是大国，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80％。如果中日两国先行一步，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其他的亚洲各国也会争先恐后地积极参加，从而大大地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9H3） 200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