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在“2006深商峰会”上说：“这样一来，几千亿的资金能够立刻进入农村，农村的贫穷面貌马上就能改变。”
早在1993年，茅于轼就在山西临县开展扶贫性的小额贷款试点，目的是帮助穷人们解决一时的困难。到2004年，小额贷款组织的摊子虽然做大了，但依然推广不开，因为“这是慈善工作，有兴趣做慈善的人终究是少数”。
在他看来，解决之道在于把这个“慈善事业”改为商业性。而这与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所从事的工作“不谋而合”。
会前，茅于轼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谈了他对商业性小额贷款的期待。
《第一财经日报》：你觉得扶贫性的补贴式小额贷款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茅于轼：补贴式贷款的最大弊端是不具有持续性。而且这些钱通常给了能“借到钱”的人，真正的穷人却很难借到。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做得不够好，还是应该由民营企业来做。
《第一财经日报》：非政府小额信贷组织是否有望拿到银行牌照？你觉得大概要多长时间？
茅于轼：拿到银行牌照的希望比较大，但时间说不好。最近，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访华，给中国带来很大触动，引起了业界的反思。
《第一财经日报》：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生存艰难，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茅于轼：根本原因是政府对金融的垄断。政府应该制定登记办法，使符合条件的机构都能进入，而非采用审批的形式。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进入者应该符合什么条件？
茅于轼：第一，对资本要有最低要求；第二，贷款要有最高限度，数额应是几千块钱，不能上万甚至上十万；第三，要有健全的治理结构，要有董事会，还要有责任承担人——这样他才有压力去掌控企业的运营；第四，对吸收存款的数额要有限制，至少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后，才能给予提高；第五，要接受监管，财务、账目要透明。
《第一财经日报》：你怎么看待目前外国机构试图协助国际小额信贷机构进入中国？
茅于轼：目前进入中国的大多是联合国等非商业性信贷机构，但只有商业性的机构才有前途。而且这些国际机构产权不明确，很难界定谁是所有者，这势必阻碍其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发展中国自己的民间资本和引进国外机构二者相比，哪种形式更好？
茅于轼：只要是商业性机构，不管是国际性的，还是民间的，都应该欢迎。当然，中国现在并不缺民间资本，关键在于监管机构要放开相关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