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索尼娅•甘地所指出的那样，印度大多数人未能从近年来印度经济表现的提升而获得很大益处。一些人通过外包等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行业富裕起来，成为城市精英阶层，但他们的数量远远低于数以亿计、正不断涌入城市的农村贫困人口。此外，尽管印度已成功地减少了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但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仍十分窘迫。
印度儿童营养不良比率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两倍，同时登革热和小儿麻痹症等疾病的发病率正在不断上升。基础教育资源极度匮乏，远不足以使印度迅速增长的人口得到教育，在规模较小的农业以外的产业中实现就业。印度的识字率不足70%，落后于中国。而现代基础设施的匮乏，有可能扼杀印度经济未来的发展。这些不足，不仅其本身是印度的耻辱。正如索尼娅•甘地公正指出的那样，一小群“富人”(haves)与一大批“穷人”(have-nots)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将对印度的社会凝聚力构成严峻威胁。
然而，索尼娅•甘地标榜的政治主张并未提供解决之道。的确，她所强调的是重新分配，而非创造财富，这有可能令上述情况雪上加霜。面对农村地区的高失业现象，印度政府的回应措施是一项成本高昂、程序繁琐的收入援助计划，无异于公然鼓励腐败。政治上对于私有化的反对，阻碍了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而索尼娅•甘地有时也站在这一立场上。效率严重低下、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继续阻碍着有效的公共管理。
的确，印度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并未使得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减少。然而，如果没有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个国家饱受煎熬的民众就永远不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印度政府肩负着确保经济潜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公正分配的重大职责，它尚未能尽到这些职责。
索尼娅•甘地已故的丈夫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在为印度穷人准备的资源中，这些穷人只能获得其中的15%。索尼娅•甘地目前的当务之急应当是，将重点集中在具体措施上，以扩大上述资源规模，以及增加目标受众所得到的比重。
译者/朱冠华
2006年11月21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