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去世，享年94岁。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一直被树立为坚定的自由经济的旗手，芝加哥学派的领袖，对抗媚俗(对抗旧凯恩斯主义)潮流的学术勇士，他是反对政府管制和维护市场竞争的鼓吹者，善于激怒对手口齿灵活的辩论家，文笔朴质精巧的(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 　　尽管弗里德曼的父母是“血汗工厂”的雇员，尽管贫穷的他得益于公立学校的培养，但是他就始终站在反对政府对私有产权进行任何限制的立场上，他诅咒公立学校的低效，他反感政府的公共支出和福利补贴，他鼓励新的政治家掌权摧毁政府实施的各种管制———例如对医生牌照的管制(这造成了医生群体的高收入和医疗市场的无竞争性)以及色情毒品产业合法化。他强调自由选择的重要性，他警惕肯尼迪式的爱国主义(肯尼迪说，“每个人要考虑自己为国家做些什么，而不是相反”)，弗里德曼说，“如果国家不能为个人增添安全，自由和私产保护，那么要国家这个怪兽做什么呢？” 　　一直以来，弗里德曼给人的印象是坚硬无比、近乎冷酷的自由主义者。实际并非如此。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充满着灵活的智性和经验主义气质，他生前最后几年承认了货币主义的一些错误，就是体现。因为美国和欧洲经济运行的现实证伪了他的理论，他爽快地承认了。 　　这一点把他同另外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也许还有米塞斯)区分开来。比如，弗里德曼有一个面向未来的经验主义学术验证标准，他认为，理论模型的假设是不重要的，可以高度简化，可以充分挤掉经验世界的东西，只要理论模型的结论和未来是高度吻合高度相符的。哈耶克显然愤怒了，他认为弗里德曼的说法比凯恩斯荒谬的“政府扩张经济学”更不可接受。 　　无疑，哈耶克有着最深邃但又最无趣的大脑，在被同样没有智性同样无趣的学院分子引用时他是一个“神”，但面向未来时他是一个“懦夫”。因为，他根本不愿意沿着自由市场进行“边际创新和边际理性建构”，他也无法做到。于是，整个20世纪思想史上，虽然预言“通向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却无法承担抗击凯恩斯主义的重任，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拥有凯恩斯式的狡猾和智性的弗里德曼身上。而弗里德曼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无论是爬满数字和模型公式的学术专业角度，还是通过出版《资本主义和自由》以及《自由选择》这样畅销书的公众流行角度。所以，在自由经济领域，弗里德曼是最大的大师。 　　例如，弗里德曼有几个漂亮的“沿着自由市场的边际创新”。一个是学券制。他说，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不要开公立学校，因为学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而是给学生们学券，让他们去私立学校去抵冲学费，然后政府再为私人学校兑换学券。这增大了学生们的选择性，加强了学校间的竞争。这也给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启示。如果政府想改善教育，想要补贴穷人，就应该补贴到“人”，而不是补贴到“学校”，让穷人拿着“补贴”去市场上选择，这样才能促进教育的竞争和质量的提高。实际上，我们前些年的“房改”也是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将国家“补贴”按照既定的分配规则打到个人头上，而不是所谓的“补房子补面积”，那么房改就不会存在这么多问题。 　　弗里德曼还有一个“创新”叫负所得税，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穷人可以得到转移支付，其转移支付的大小就是收入和起征点的差额。这个思想完全是基于自由市场运行规律，远远比中国正在实行的所谓“最低工资”要深刻和有效得多，“最低工资”不会提高穷人任何福利，它客观上却会抬高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更为重要的是，弗里德曼说，所有通胀都是内生的，所以央行应该是控制货币供应，防止通胀。不过，我们对“流动性泛滥”的反思总是贸易顺差，而不检讨我们内部的低利率和松信贷问题。的确，贸易顺差导致了更多人民币出笼，但贸易顺差的产生恰恰是低利率和低汇率刺激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和流动性泛滥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