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过程中的辛苦自不待言，这本来是研究中的本来组成部分。我想，通过适当的渠道，或许可以联系到多次来中国考察的弗里德曼先生为他的这本成名作的中文版先一个序言。本着这样的心情，我一直在这两年来的多数时间，随身带着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正当全书的翻译工作接近收尾、进入全面的投稿阶段时，我当时正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欧洲金融周，突然听到了弗里德曼先生辞世的消息。震惊之余，我们加快了统稿的进度。
现在统稿即将结束，书稿也即将提交给北京大学出版社，经过出版社的工作，很快就会与读者见面。我的心态也开始平静下来，同时也陆续见到了不少悼念的文字。如同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辞世一样，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报道，然后开始寻找新的热点，从我看媒体的情况看，弗里德曼也是这些媒体的热点报道对象。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金融研究者来说，对于已经投入了两年来的时间进行翻译的全体翻译成员来说，弗里德曼对我们来说不一样。除了我们自己以前阅读中的学习之外，这一次的翻译，让我们感觉到似乎与弗里德曼先生有了两年的交情，反复的揣摩，反复的斟酌，尽管翻译的质量未必高，缺陷未必少，但是态度是虔诚的，我们自己是得益的。
当我看到早年以《佃农理论》等著作成名、近年来在国内知名度依然很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饱受争议的张五常先生的悼念文章时，我就觉得，其中的一段，确实表达了我们参与翻译者的心声，我当时就保存了那篇文章，决定在后记中引用：
张五常教授这样写道：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佛利民（弗里德曼）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二十世纪的主义之争，不是因为佛利民（弗里德曼）的存在而起，但却因为他的存在而消散了。他站在那里没有谁不知道，我想，既然大家知道，他会永远地站在那里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立德、立功、立言是重要的大事。司马迁在《左传·襄公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这三个方面来衡量弗里德曼教授的一生，可谓立德、立功、立言均备。对于这样的不朽，生命的存在与否，实际上变得反而并不重要。在经济发展史上，在金融思想史上，弗里德曼总是在那里，后来者是绕不过去的。
我们很荣幸的是，我和我的一帮硕士和博士生，竟然如此机缘凑巧，承担了这个翻译的重任。
作为一名研究者，弗里德曼的这本著作早就拜读，但是在细致翻译之后才发现，粗略的作为阅读者，得其大意可也；但是作为翻译者，需要对原作者负责，也需要对翻译的阅读者负责，不容易。对于我陆续先后带领参加翻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来说，我更多的是把这本巨著作为经典教材，整个翻译过程，我实际上是向学生强调说就是一门经典金融文献的阅读课程，是美国货币金融史的研讨课程，也是专业英语的钻研课程。我多次组织不同的同学，就不同的章节，分头组织讨论，大家分别发言，共同探讨。因此，最终要署名的话，可能很难分清楚，究竟哪些部分完全是哪一个人完成的，实际上是反复讨论、交叉修订的产物。
因此，当我们经过两年来的翻译、讨论。反复校订和斟酌，本书终于将与读者见面时，我们只能说，我们在这段翻译的时间内尽力了。
我们当然知道，作为译者，特别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金融史》这样的经典著作的译者，译著的出版，实际上与读者互动学习的过程可能才真正开始，因而翻译时如履薄冰的心情始终不敢有所放松。
关于翻译有许多戏谑之辞，例如有人说“真正的文学就是被翻译所遗漏了的那部分”，尽管大家都知道翻译需要达到“信达雅“的境界，但是，经过自己亲身参与方才明白语言本身的真实准确传达已属不易，语言之外的意境更是难以描述的，彼时的风云变幻往往难以仅仅通过语言本身让读者也感同身受，据说语言学上，这叫做“语言的痛苦”。也才明白翻译著作绝不是简单的字符转换，否则金山快译足矣；翻译的难度和资源投入远甚于自己著书，因为一个好的翻译往往包含了再创作的艰难过程。即便如此，每年仍有为数不少的译作出版，我相信多数译者同我一样，初衷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有机会接触经典，并在翻译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能力所限结果往往是不可控的，加之读者的英文水平显著提高，翻译著作也日渐成为一件费力难讨好的工作。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曾说，翻译是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哪怕最终可能是读者觉得翻译的版本质量欠佳无法阅读，转而翻阅英文原版，也就姑且自我安慰认为是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了经典的普及吧。
本书的翻译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用时四个月完成初稿，参与人员分别为（根据参与翻译的顺序）：巴曙松、刘先丰、吕国亮、方磊、程晓红、刘润佐、牛播坤、矫静、郝婕、陈华良、向坤、王凡、王淼、刘先丰。之后两个月组织了相互校译，在2006年4月15日提交的一稿中发现仍有诸多不足，特别是庞大的翻译团队加大了语言风格的统一以及对全局把握的难度，即组织了几位进行集中校对，包括：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王凡、牛播坤。此次校对持续约两个月，主要集中在语句和措词的修正上，但限于校对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我发现往往还是不能保证翻译的准确。在参与翻译同学的提议下，我们尝试对第一章采取了小组集中讨论的形式，即由我来主持，一名同学负责主要修订，其他同学讨论前也需认真阅读并提出校对意见。不仅从语言上确保用词的准确性，还可以在相互讨论中理顺作者演绎货币历程的基本思路，深化对该书的理解，以求完整传达作者的表述。在6月15日到8月1日期间，我们组成了三个讨论小组，并在小组内设置了审读员。审读员均是之前未参加过翻译的同学，只负责从中文的行文习惯上考察翻译的可读性。三个小组的成员构成及其负责的章节分别为：第一组：吕国亮、程晓红、方磊、李晶（审读员）；第二组，牛播坤、刘润佐、矫静、张旭（审读员）、赵晶（审读员）；第三组，向坤、王凡、郝婕、王俊（审读员）。经过此轮集中校订，翻译质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遗留的个别难句由巴曙松、王劲松、刘孝红、牛播坤负责。10月起，进一步进行了小组间的交叉校订，并进一步组织由上一轮的小组负责人审定此轮所做修改。附录部分的校对向坤、王凡、李辉宇和张峥等同学也积极参与。在最后阶段的统稿和协调方面，张旭和王凡同学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前后大约五至六次的校订中，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承担了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尽可能的查漏补缺，唯恐辱没经典，希望能以程序的繁复和巨大的投入弥补我们自身水平的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以便我们在下一步的校订中继续提高改进，也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
在弗里德曼教授的众多著作与成就中，这本《美国货币金融史》我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一位经济学家说过，在经济学家常用的数量、逻辑与历史三种分析工具中，如果要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数量；再让他去掉一个，他会去掉逻辑，无论如何，他要保留历史。从个人的偏好看，我也认同这种选择。
中国的金融业正处于快速的发展变革过程中，美国的金融发展里程里程能够给我们一些参照，一些案例，一些思考。如果这本书的翻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个作用，则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全书分析框架与基本理念的把握之上。
巴曙松
2006年11月于北京翠微路
